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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大学价值观之异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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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国际书展上，我与加拿大许美德教授进行了对话交流，许美德教授在谈到其主编的《东西方高等教育碰撞》一书时说，世界大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西方的模式，一种是中国的模式。
她说：“很多西方高等教育比较学的专家，以为只有一种大学模式，以为所谓全球研究型大学的来源只是欧洲的大学。
但是在世界史上，大学确实有两个主要的模式，一个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另一个是中国的科举制度。
中国科举制度比欧洲中世纪大学早1000多年，两者都有它重要的价值观。
比如中国方面，科举是为国家服务的，士大夫是属于国家官僚制度的，为国家工作，是公务员。
但是欧洲本来就非常讲究自主权，学习自由和大学自主权有法律的保护，国家不能干扰，这就是中世纪时代欧洲的大学。
但是到十七八世纪，欧洲的新国家形成的时候，法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受到中国的影响，比如我们看看法国的大学，他们是属于政府的体系，所有的教授都是公务员。
所以确实可以说有两种这样的模式。”
这段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她说的是大学的模式，并谈到这两种模式背后的大学价值观。
从表面或形式上来看，世界各国的大学都差不多，大学里设学院，有各种文理学科，大学的职能是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似乎都一样。
中国大学的模式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机构和教学、科研都有共同性。
但是隐藏在大学背后的价值观却有很大的不同。
大学的价值观是什么？怎么确定的？有没有发展变化？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大学的价值观是由大学的起因和功能来确定的。
从价值观出现的形态来说，许美德教授把它分成两种模式，这种分类是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以及大学的起因说起的。
但是从大学的功能发展来看，大学价值观表现出来的形态，远远不止这两大模式，而且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
自从欧洲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大学的价值观也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各国大学的价值观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世纪的大学原本是一群学者自主组织起来研究学问的地方。
那时民族国家尚未建立，社会活动主要由教会控制。
虽说学者能自由活动，大学甚至有许多特权，但教会的影响很大，许多大学的建立都得由教皇批准，违反教义的要受到教会惩罚。
特别是大学的神学院，主要培养神职人员。
那时还没有公务员，但神职人员是由教会供养的，是为教会服务的，也可说是教会的公务员。
只有等到宗教革命以后，大学才逐渐摆脱教会的控制。
从这个意义来讲，中世纪的大学也不是完全自由的。
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欧洲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大学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大学再也不能躲在象牙塔之中了，大学逐渐被工业财团所控制，为发展工业服务。
只要看一看西方的大学，哪一所名校没有大财团的资助？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始终要求大学为国家利益服务。
大学在学术上是自由的，但它的职能是服务于国家的。
这与中世纪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
欧洲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大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神学家亨利·纽曼虽然在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中反复强调，大学不是传授实用知识，而是培养人的智能，但是扭转不了“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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