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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以“一元超现代模式”
取代了五四文学的“多元混杂”
。
正如“五四”
思想界容纳了尼采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想与主义一样，五四文学也兼容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
然而左翼文学基本的理论假设是：追求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思潮是现代的，那么追求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超越现代的面目出现的，并且以排他的面目反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多元。
“左联”
成立后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批判，对林语堂等人以闲适为格调的趣味文学的批评，对潘公展、王平陵等人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对胡秋原、杜衡的“自由人”
与“第三种人”
的批判，都显示了“一元超现代模式”
的排他性。
思想界的共产主义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本来都是新文化运动西化中多元中的一元，如今却排斥所有其他的主义与流派，成为一种极为特殊的现代性模式。
另一个奇观是，国民党蒋介石通过清党独享北伐胜利的成果，并通过战争以及与军阀和解大致掌握了中国的政权，然而通过鲁迅与“左联”
，思想界与文学界的话语权却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左翼文学批判个人自由以及在马列主义统一世界观指导下对旧的社会现实的揭露，使得“左”
转的文学一改五四文学以浪漫主义为主导的倾向而向现实主义转化。
鲁迅从推崇浪漫主义的《摩罗诗力说》，译介现代主义的《苦闷的象征》，到翻译现实主义的《艺术论》；郁达夫从《沉沦》到《出奔》；王统照从《微笑》到《山雨》；冰心从《超人》到《分》；许地山从《缀网劳蛛》到《春桃》；茅盾从《蚀》三部曲到《子夜》；老舍从《猫城记》到《骆驼祥子》；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蒋光慈从《少年漂泊者》到《田野的风》；洪灵菲从《流亡》到《大海》；洪深从《赵阎王》到《五奎桥》；新诗从郭沫若、徐志摩的浪漫抒情到臧克家、蒲风描绘人民的现实苦难……文学的主流在向现实主义的方向转折，不过这种现实主义容纳了革命理想主义，这在《田野的风》与《大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文坛的“左”
转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与现实动因：第一，马列主义是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超现代）的西方最新学说出现的，既能满足“五四”
以来中国文人的西化心理，又能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给人带来的精神痛苦。
第二，苏联建设的成功与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是中国文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规模向“左”
转的社会根源，而这又植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感时忧国精神和现世的务实品格之中。
第三，尽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庸之道有否定性与肯定性的文化差别，但在西方各种学说中，毕竟只有马克思主义更像中国文化那样注重整体性而反对片面性。
第四，列宁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乃至在领土问题上对沙俄扩张的不满甚至要归还中国的领土，对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现代中国文人有着强烈的感召力。
因而中国文人最终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五四文学精神很快就被一种新的崇尚整体的文学所取代。
尽管左翼文学在文坛中占有主导地位，却远未一统天下。
“左联”
除了鲁迅、茅盾等推出经典作品外，大多数“左联”
成员没有推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这也就是鲁迅责备“文人无文”
并阻止萧红、萧军加入“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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