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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华传统、旧体诗与钱锺书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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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是北大造就的。
激进的西化、革命与极端保守、保古的两极对立在兼容并包的原则下同时并存，但在现代中国，激进的西化与革命思潮占了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
相比之下清华则显得中庸稳妥。
清华在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基本上是融通中西，把中国和西方连接起来加以融通，力图吐纳中西再造文明。
因为清华是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建起来的，从进入清华接受英语教育到完全置身于英语的文化语境中，使得清华学生的爱国主义与北大学生将爱国主义同激烈的反传统联系在一起不同，而是肯定中国的文化符号。
清华学生又不可能与北大的保守势力那样而反对西方文化，因为他们学习的就是西方语言文化。
因此跨文化就成为清华学生的宿命，融通中西就成为清华学生的不二选择。
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会通的现代，北大更多体现了冲突的一面，清华更多地体现了会通的一面。
正是在清华的传统下，钱锺书不看重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更注重中西文化的类同与会通，这一点他与其清华前辈吴宓、梁实秋等人几乎如出一辙。
在1942年他为《谈艺录》写的《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这16个字，差不多是钱锺书从《谈艺录》到《管锥编》的所有学问的总纲。
在《通感》中他认为通感是中西文学经常使用的艺术表现技巧；在《诗可以怨》中他认为中国“诗必穷而后工”
的诗歌传统与西方对悲剧精神的推崇是一致的。
所以他在钟嵘的“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
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
钱锺书往往是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问题时，穿插进很多外国的例证，甚至直接引用英文或法文等西方文字，就是要使中西文化相互印证，从而达到文化会通的目的。
与吴宓一样，他的《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以文言文写成的。
于是一个奇怪的写作范式便形成了：一方面是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另一方面又夹杂着西方列国的洋文——《管锥编》以讨论中国古典学术为线索，广引英、法、德、意、西等多种语言文献，而作者便在这些文言文与洋文之间寻找共通的文化心理与审美共性，以便会通中西。
吴宓看不惯新诗而写旧体诗也为钱锺书所师承。
他在《围城》中就借小说人物之口讽刺新诗。
他运用了四言诗、五七言绝句与律诗以及古风等各种文体形式写旧体诗。
与鲁迅相似，其他文体都是某个阶段运用，过后再也不写，只有旧体诗是从少年写到晚年，而且他在旧体诗创作上显然比鲁迅勤快，以《槐聚诗存》来看，仅1940年一年就创作了30首长短不一的旧体诗，而现在的钱锺书研究几乎完全忽视了他的旧体诗。
他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他的旧体诗是唐诗与宋诗的结合，但艺术风格更偏向宋诗，这也是他提醒人们注意宋诗的因由。
以诗论诗是宋诗的传统，在钱锺书诗歌中有很多以诗论诗的诗，如1940年所作的《愁》与1949年所作的《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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