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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犁及其炮火硝烟中的诗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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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散发着泥土气息，也流溢着田园诗意。
在《讲话》与工农相结合而导致文人下乡的语境中，从泥土气息中涌现出赵树理，从田园诗意中则涌现出孙犁。
很久以来人们将孙犁的小说称为“诗体小说”
，我们认为这个称谓含混难以说明问题，“诗体”
对于古典诗歌意味着格律，对于现代诗歌意味着分行排列，孙犁小说仅仅是通过小说表现出一种诗意，因而称为“诗意小说”
比称作“诗体小说”
更恰切。
现代中国的诗意小说并非孙犁的独创，而是蕴含在鲁迅个别小说中而在废名、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中得以充分表现的一个传统，孙犁与汪曾祺不过是从不同侧面发展了这一传统而已。
与赵树理排斥五四文学而认同传统文学与民间文学不同，孙犁则吸取五四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营养。
他对鲁迅的作品熟读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可以随口根据鲁迅日记对文坛事件加以印证。
他谈到的《故乡》《风波》《社戏》以及一生都放在案头上的《朝花夕拾》，对他的诗意小说都发生了影响。
当1944年孙犁到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与工作时，他就将水乡白洋淀的诗意在鲁迅的感召下描绘出来。
因此，尽管从审美总体上看，孙犁的小说与鲁迅以狂人的视角凝视乡间愚昧进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有着显著的差异，而与走向乡间的废名、沈从文的小说传统更相吻合，甚至在描写水意象以表现诗意上都与沈从文不谋而合；但是孙犁的诗意小说的精神渊源又确实是源自鲁迅小说，而非源自废名与沈从文。
这可能与孙犁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革命文人身份有关，与孙犁在描写技巧上吸取鲁迅惯用的白描有关；而在废名与沈从文的小说中，也确实没有将其追寻的乡间诗意与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工作，发表《现实主义文学论》与《鲁迅论》，出版《鲁迅·鲁迅的故事》。
1944年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与工作，1945年发表《荷花淀》《芦花**》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一举成名。
1947年出版短篇小说与散文合集《荷花淀》，194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芦花**》《嘱咐》与中篇小说《村歌》。
1949年后他长期主持《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培养了刘绍棠、丛维熙等一批作家，形成了足以与以赵树理为源头的山药蛋派抗衡的荷花淀派。
从1951年到1959年他相继出版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与中篇小说《铁木前传》。
从反胡风到“文革”
的历次运动中他保持了文人的风骨，这可能与鲁迅的深层影响有关。
最能代表孙犁创作特色的小说，不是直接描写战争，而是描写战争中的人情关系，在战火纷飞中表现人情味。
这使他的小说与当时主流的抗战小说或翻身文学，拉开了相当的距离。
《荷花淀》中有打日本鬼子，主要描写的却是水生嫂与水生的那种得意忘言的爱情。
《荷花淀》的续篇《嘱咐》连这样打鬼子的场面都没有，写的是离乡打鬼子的水生八年后回乡探家所发生的离愁别恨。
尽管水生这时已经是副教导员，但还是保持着乡下人素朴的感情表达方式，见到自己的女人一字热情的“你”
仿佛就包含了一切，而女人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搭搭地哭了：八年的等待实在是一个太漫长的梦。
妻子让水生别当客人，女儿却好奇地把他当作生人。
客人、生人之于妻子、女儿，凝结着多少辛酸多少泪水。
人民为了抗击日寇付出了多少都蕴含其中。
妻子不让女儿告诉水生年龄，是一种乡下女人式的撒娇与两性信任的渴求，水生走了八年，这孩子只能是八岁。
小说无一字描写八年抗战，但八年抗战的艰辛却凝聚在这里。
不过打完日本兵之后还得去打国民党兵，水生只能在家待半夜。
第二天一早妻子撑着冰床子去送水生，让水生去爹坟上祭奠一下，因为水生在外面打日本鬼，爹生怕委屈了儿媳孙女，尽力照顾全家，以致劳累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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