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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到奶奶庙里取供品吃，被人发现后尊为白毛仙姑，她就利用村民的迷信，靠供品养活自己与孩子。
歌剧最后的情节也完全取自民间传说：八路军召开减租减息的会，居然没有村民参加，他们都到奶奶庙给白毛仙姑上供去了。
不相信鬼神的八路军干部就上山捉鬼，喝问来取供品的喜儿，喜儿也像传说中那样向喝问者扑过去，被打了一枪就开始奔逃。
因为寻找者心目中以为是敌人假借鬼神捣乱，而喜儿心目中拿枪者就是黄世仁一伙，因而才出现激烈的对立。
喜儿在自己与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开始说话。
八路军听了喜儿的控诉非常感动，将喜儿救出山洞，使她从鬼变成人，重新生活在阳光下，并且斗争了她的仇人黄世仁。
可以说，直到最后一幕，原生态的民间故事才汇入革命叙事中，达成民间乡土性与革命政策的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歌剧《白毛女》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即舆论上夺取全国政权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对群众参与战争的发动与对解放军士兵士气的鼓舞。
很多人看了歌剧主动报名参军，很多战士喊着“为喜儿报仇”
的口号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
仇恨黄世仁转化成为对扶持黄世仁的社会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的代理人蒋介石及其军队的仇恨。
以农民为主的士兵憎恨黄世仁到什么地步？剧组到冀中部队演出，演到最后一幕时一个战士举枪瞄准了舞台上的陈强，班长及时把枪夺下才避免了灾难。
从此《白毛女》在部队演出，战士枪里的子弹一律要退膛。
歌剧《白毛女》的初版本非常忠实于贺敬之听说的民间故事，但在后来的改编中，革命叙事却对民间叙事进行了强力渗透。
1946年在张家口演出时贺敬之对剧本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剧本增加了大春、大锁强烈反抗狗腿子逼租，痛打穆仁智；增加了赵大叔出外打工见过红军，回乡向大春等讲述红军帮助穷人闹翻身的故事，并引导大春去西北寻找红军，后来是大春带领八路军来到杨格村，而不再是八路军来了大春表示欢迎。
1947年丁毅在东北的修改本将六幕改为五幕，删去喜儿在山洞生活的第四幕，并且删去了一些白毛仙姑的迷信。
1950年贺敬之为了参选斯大林奖而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前三幕基本不动，与丁毅一样删除了原第四幕，几乎重写了最后两幕。
这次修改在后半部分加强了喜儿的反抗性格与大春的革命斗志，但前三幕中的喜儿还是那个怀着身孕幻想黄世仁娶她的喜儿。
这个版本1951年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但在1954年第2版以及此后多次印刷的修改中，黄世仁娶亲时为了稳住她，暗示娶亲办喜事是为她办的，喜儿不再是感到“这回也总算是……”
的安慰，而是“如蒙大耻，如受重击”
。
当张二婶怕喜儿上当，告诉她黄世仁要娶的不是她，喜儿当即打断二婶子的话说：“二婶子，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黄世仁他是我的仇人！
就是天塌地陷我也忘不了他跟我的冤仇啊。
他能害我，能杀我，他可别妄想拿沙子能迷住我的眼……那怕是有一天再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吧，我也要一口咬他一个血印。”
从极端的阶级论角度看，即使喜儿对黄世仁毫无幻想，那么生下的孩子也是地主恶霸的“狗崽子”
，所以剧中对喜儿的孩子再无交代，而不像在1952年版中大春是听见孩子的哭声找到的喜儿。
贺敬之似乎是意识到了改来改去改出来的矛盾，在1962年他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演出再一次修改歌剧《白毛女》。
在这个版本中喜儿虽然被强奸，却并未怀孕，也就不存在对黄世仁抱幻想以及后来生孩子的问题。
反抗精神由大春、赵大叔、喜儿最后传染到杨白劳身上，到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就再不是喝卤水自杀的杨白劳，而是抡起扁担与穆仁智等狗腿子进行拼命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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