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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远征越过了万里重洋，
现在你只落了一堆黄沙。
在描写了士兵的将军拥着美姬早就把这座坟墓忘记以及故国白发苍苍的母亲的惨状后，在最后一个诗节诗人质问道：“现在，到了北风的夜里，你是不是后悔曾经来杀人？”
以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来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显得诗意盎然。
然而即使是穆木天，在诗歌大众化的浪潮中，也写了很多像《我们要做真实的诗歌记录者》等诗味不多的诗。
王亚平的诗歌尚有几许诗味，但在中国诗歌会诗人的诗歌中，通俗到没有诗味的大白话，现实到对民间疾苦的一泄无余的描写，占了诗歌创作的主导。
这尤其表现在温流的诗歌中，他的《打砖歌》《凿石碑工人歌》《塔棚工人歌》《割禾歌》等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这种新诗继承的是刘大白《卖布谣》《田主来》等太过直白浅露的描写民间疾苦的诗歌传统。
我们推崇诗歌直面惨淡的人生与黑暗的现实，就像古代杜甫诗歌所做的那样，然而中国诗歌会却没有为表现民间疾苦找到合适的艺术形式，将诗写得不像诗。
在戏剧与电影方面，“左联”
也做了很多工作。
1931年1月“左联”
领导的“剧联”
成立。
列宁特别强调电影的作用，除了“剧联”
将左翼戏剧扩展到新兴电影，“左联”
乃至“文委”
也成立了电影小组。
1932年夏衍、钱杏邨、郑伯奇应邀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1933年明星公司拍摄了多部具有左翼倾向的影片，当局无力以艺术的形式与“左联”
对抗，只能派流氓去砸电影院。
1937年沈西苓编导的电影《十字街头》与袁牧之编导的电影《马路天使》，为左翼电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世纪30年代的散文除了周作人等仍在笔耕，林语堂在30年代以注重幽默与性灵的闲适格调的散文，在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林语堂亦庄亦谐地谈性灵不同，梁遇春的散文在娓娓而谈中具有更多的明丽格调。
梁遇春（1906—1932），福建闽侯人。
他的散文结集在1930年出版的《春醪集》与1934年出版的《泪与笑》中。
他的散文不多，却别具一格，被称为“中国的兰姆”
。
“左联”
要想占领散文阵地，一方面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以朋友的身份对林语堂的将悲惨故事化为一笑的闲适散文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则是以鲁迅杂文式的散文来吸引青年。
很多左翼作家以鲁迅式杂文登上文坛，徐懋庸、唐弢等人的杂文发表后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鲁迅变换了笔名。
鲁迅也鼓励这种杂文写作，并为徐懋庸的《打杂集》作序。
后来《鲁迅风》杂志就是将鲁迅杂文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加以发扬光大的。
当然“左联”
成员并非只有这一种风格的散文，30年代蜚声文坛的散文家丽尼也是“左联”
成员。
丽尼（1909—1968），原名郭安仁，湖北孝感人。
从1935年到1937年，出版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
他的散文以幽婉的抒情著称，迹近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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