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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平陵一直是“文协”
的常务理事与组织部主任，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挡不住“文协”
浓重的左翼倾向。
“文协”
的理事与成员虽然五颜六色，却是以左翼作家为主力。
自《骆驼祥子》后老舍急剧向“左”
转，虽是为国民党所认可的中间派，其实与左翼文人差异不大。
名誉理事中虽有四位国民党要人，然而他们并不重视“文协”
。
重视“文协”
的是周恩来，据蒋锡金回忆连《抗战文艺》的刊物事情都须直接请示周恩来。
国民党在“左联”
时期就在掌握政权与军权后没有抓到文化权，在抗战时期也不例外，文化权一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且是以国民政府认可的“文协”
的合法组织行使权力的。
过去，鲁迅在党国的心目中是以“堕落文人”
的面目出现的，而今“文协”
却合法地将“堕落文人”
当成民族魂进行一年一度的纪念。
与鲁迅论战的梁实秋，1938年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时以编者按约稿时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
，就受到“文协”
的批评。
不过，“文协”
中虽然左翼文人占主导，但还是多元混杂的，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合法组织注定不可能以一元超现代来排斥其他人。
全面抗战使现代中国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如果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很多左翼文人放弃个人自由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是基于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那么，抗战使很多文人放弃个人自由投入到民族革命战争的救亡中，就是传统文人的使命感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爱国表现。
可以说，在放弃个人自由这一点上，左翼文学与抗战文学找到了契合点。
虽然仍有不少文人在抗战时期坚守个人自由，即使在左翼文人中，胡风的“七月派”
也在坚持五四文学的启蒙、个人自由与抗日救亡的民族自由统一到一起，但现代文学的大潮却在向着放弃个人自由的路上走。
如果以文学的象征物来反思这种差异，那么，从长城与黄河等象征中国的意象可以看到抗战使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五四时期鲁迅在承认长城的伟大时又说长城是“可诅咒的”
，因为急于拿来外国文学与文化的五四人物将长城看成是民族封闭的象征；而在抗战前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已唱出“把我们的血肉筑城我们新的长城”
，以激励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侵略，长城完全成为正面意义的民族象征。
黄河曾作为被抬高的肆虐与泛滥成灾之河成为鲁迅进行民族反省的对象；然而，在抗战期间产生的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中，黄河作为“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
的“伟大而崇高”
的母亲河完全成为歌颂的对象，于是“保卫黄河”
就成为保卫中华民族的象征。
在艺术表现上，很多作家为了宣传抗战运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与民间的艺术形式，老舍在就曾运用过大鼓书与快板书等民间文体进行过创作，这一点又与五四文学的高雅格调不同，而与左翼文学的文艺大众化的路向一致。
1938年“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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