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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语堂的著述与《京华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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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上大学时改名玉堂，后改为语堂，福建漳州人。
他生于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
1919年入哈佛大学，后又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
1923年回国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
他几乎是唯一的去过哈佛听白璧德的课而对其学说不感兴趣的人，也几乎是唯一的留美学生与英美派疏离而与鲁迅等关系甚笃的文人，《语丝》创刊后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鲁迅去厦门大学就是扑着他去的。
1932年他在上海主编《论语》半月刊，随后又创办《人间世》《宇宙风》杂志，将1924年他音义对位翻译的幽默（Humour）加以弘扬，在性灵的招牌下倡导闲适的小品文，一时间成为“幽默大师”
。
这一时期的作品收入《剪拂集》（1928）、《大荒集》（1934）、《我的话》（上册1934，下册1936）等。
由于他以闲适为格调的各种刊物在全国影响太大，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非议。
1935年林语堂的MydMyPeople（中文有《吾国与吾民》与《中国人》等不同译法）在美国出版。
1936年8月林语堂举家迁居美国，开始了用英文创作的30年。
1937年出版的TheImportanceofLiving（《生活的艺术》），像是对MydMyPeople的补充与扩展。
抗战爆发后，1939年心系祖国的林语堂出版长篇小说MomentinPeking（《京华烟云》），这部长篇与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ALeafiorm（《风声鹤唳》，1941）、TheVermilionGate（《朱门》，1953）一起被称为“林语堂小说三部曲”
。
1942年他翻译、选注的TheWisdomofdIndia（《中国印度之智慧》）出版，并被列为美国大学的教学用书。
尽管林语堂在上海与鲁迅从渐行渐远到反目，但是，在《中国印度之智慧》的“中国篇”
中，在老子、庄子、墨子、孟子、孔子等人之后，现代思想家与作家只有鲁迅一人被纳入，称为《鲁迅警世语》。
他还向英语世界翻译了《庄子》（节译）、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作品。
他是第一个以英文写作名扬海外的中国作家，曾两度被提名参选诺贝尔文学奖。
在美国，林语堂并非以一个作家而是以一个东方哲人的姿态出现的，他的书就是让美国人来领略东方人的智慧与生活的艺术。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也具有哲理意味。
东方哲人原本就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加上他是以小品文出道，又格外推崇庄子，因而他的《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中也有艺术性的闪光。
他早期的《剪拂集》《大荒集》虽然有人当作散文看，却也充满了议论，而《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虽然是向美国人阐发中国文化的精义，但其中栩栩如生的艺术描写之处却是不少，且看《生活的艺术》的第三章《我们的动物性遗产》：
这种时间消逝的意识是藏在中西一切诗歌的背面的——人生本是一场梦；我们正如划船在一个落日余晖返照的明朗下午，沿着河划去；花不常好，月不常圆，人类生命也随着在动植物界的行列中永久向前走，出生、长成、死亡，把空位又让给别人。
第十一章《与上帝的关系》详细叙述了他怎样从基督教的牧师家庭、教会大学走向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的过程，情真意切，抽取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走出基督教信仰的林语堂，尽管自以为“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
，但更与老庄道家有着生命的认同。
他在性灵、幽默与道家哲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在《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的“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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