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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纯祖**的反叛与惊人的坦诚以及对这个集团腐败的大胆揭露，颠覆了王颖们的会议预期，也激起了许多参加会议者的共鸣。
本来王颖既批评蒋纯祖又批评胡林的总结讲话，是可以让王颖体面地下场了；但是，德高望重的沈白静又颠覆了王颖的讲话，秉持革命事业的公心对王颖、胡林和蒋纯祖都进行了批评，蒋纯祖认同了这种批评。
演剧队解散之后，蒋纯祖与高韵的恋情日益演化成相互的肉体享受。
他在艺术事业上的挫折与高韵在演艺上的逐渐走红，使他想在更频繁地占有高韵上证明自己，但他又厌恶这一切，并引起了深深的苦闷。
高韵对他的离弃却使他清醒了很多，在朋友孙松鹤的邀请下，他离开重庆到了乡下，在石桥场的一所小学当教师、校长。
他来到了民众中间，却更多地看到了“殴斗、**、赌博、壮丁买卖、凶杀、逃亡”
，看到人民从传统积淀下来的被奴役的精神创伤。
他的好斗的高傲性格与忧郁心理，使他在与乡村女教师万同华恋爱的过程中，在因循、刻板、善良的万同华平静的心海上掀起了激烈的狂涛。
“万同华相信既成的一切底支配权，不是因为需要它们，而是因为天然地觉得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蒋纯祖爱万同华甚至占有她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试图与带着精神创伤的人民大众相结合的一种象征，然而对蒋纯祖来说，这种结合不是以牺牲主体的个性、放弃新文化为代价；恰好相反，他试图克服她身上的因循守旧与墨守成规，把万同华改造成像他那样有鲜活感性生命的新人。
“他顽强地，冷静地要求万同华放弃一切来跟随他；万同华顽强地，冷静地要求他放弃一点点——对于蒋纯祖一点点就是一切——来顺从她。
于是他们中间起着令人战栗的斗争。”
在这里又让人想到尼采与萨特的爱情观，这是七月派作品尤其是路翎小说的特点。
蒋纯祖在观察了上层与下层的现实后，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从众时代，更感到个性自由的可贵：“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
生活着，不知不觉地就麻木起来……”
小说对地主的揭露是辛辣的，譬如有一个地主有八九个姨太太，曾占了三个县做了六个月的皇帝，到晚年又吝啬得要命，谁要吃他，他就会怒吼着与谁势不两立。
然而小说对穷人丑陋方面的暴露也毫不留情，譬如蒋纯祖所在的小学有一位聪明美丽的女生李秀珍，她的母亲要将她的第一夜以两千元的价格卖给一位少爷。
蒋纯祖愤怒了，在她的母亲到学校来找人的时候，蒋纯祖集中了所有学生控诉了事实真相，以至于学生们愤怒地痛打了这位母亲。
蒋纯祖的这种性格使他与他的小学招怨不少，后来地方上的恶势力与官方相勾结，使得蒋纯祖又逃回了重庆。
小说结尾，是感到应该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蒋纯祖，拖着病体去寻找万同华，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从重庆到石桥场的路上。
在蒋纯祖那里，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完全处于对立冲突之中，甚至主体自身也处于激烈的交战状态。
他的主观强力时时在洞察自己与他人的意志冲突，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集团将他变成石头之类的被动之物。
即使是在自己尊敬的朋友如朱古良、孙松鹤那里，他的意志也时时与他们冲突着。
因为对任何人、任何集团的盲目崇拜，都可能导致自己自由意志的丧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甘心为奴。
小说在写与人民大众结合的部分，也继承了鲁迅、胡风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正视人民愚昧麻木的精神创伤。
而这部近80万字的描写抗战时期中国人生活的小说，并没有将笔触伸向中国人与日寇作战的场面，甚至一个日本兵也未出现，真正实践了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
与胡风“到处有生活”
的理论主张。
因此，路翎以其罕见的才华接续并发展了鲁迅文学传统的正脉。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演剧队，既是后期“左联”
的绝妙寓言，又是现实生活中的路翎们的预言。
20世纪50年代初，路翎们就像刚刚加入演剧队的蒋纯祖，想在自己的个性自由与最高的原则之间调和。
然而他们很快就被“王颖们”
视为恃才傲物而应该打击其嚣张气焰的蒋纯祖。
尽管路翎们像蒋纯祖那样反抗了，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王颖们的批判与牢狱之灾。
人们根据胡风的《序》将这部巨著看成是史诗，据此又成为现代中国的家族史、社会史与精神史。
然而在注重这部长篇的史诗性叙事框架时，尤其需要强调小说丰富而深刻的心理描写与浓重的抒情性，意志的扩张与生命力的突进，艺术表现上的象征性与寓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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