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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出版长篇小说《新苗》与《春暖花开的时候》。
1947年出版长篇小说《长夜》。
后来以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享誉文坛。
姚雪垠的成名作是《差半车麦秸》。
差半车麦秸是小说主人公的绰号,他具有土得掉渣的农民特点,深知“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
而参加了抗战的革命队伍。
小说从他被误当成汉奸始,到他在革命队伍中受伤终,与很多抗战八股相比,那种泥土的气息给小说增强了生动性,这正是茅盾等人所欣赏的。
然而此后很多作品都以此为模范,在人所共知的叙事中加强农民的个性特征,而忽略了对人性深层内涵及性格复杂性的挖掘,这正是其小说后来遭到胡风批评的原因。
不过,茅盾的欣赏是一种鼓励,他在长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更加突出革命队伍中牛全德的匪气与红萝卜胆小怕事的农民习气。
姚雪垠最好的长篇小说是《长夜》,中原人民在土匪蜂起的水深火热中所过的灾难生活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以作者少时被土匪掳去百日为生活原型,描绘了陶菊生与二哥被土匪绑票掳去,土匪薛正礼看上“票房”
里文秀的菊生,认他为义子,使他避免了随时被撕票的命运。
小说虽然没有使用第一人称,但基本上是从菊生的视角进行叙事的。
他很同情被土匪刘老义抢来的与他一样大的小姑娘,但又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非常抵触的小姑娘被刘老义强暴为妻。
他在心里仰慕过发生在匪首李水沫身上的英雄传奇,但当他亲眼目击李水沫毫无人性地杀戮百姓,神话就破灭了。
这么一支杀人如麻、**妇女的土匪队伍,官军还不断地希望收编他们,因而小说结尾点出了兵匪一家祸害百姓的社会现实。
当然,重视运用邓县(今邓州市)一带的土话及土匪黑话而忽略对人性深层内涵的发掘,则是小说的缺憾。
尽管姚雪垠提醒人注意《长夜》与《李自成》之间的精神联系,但读者感受到的还是二者的差异:《长夜》是写实的,《李自成》则以理想的观念对人物进行了扭曲。
而且从逻辑上讲,《长夜》的作者写出歌颂李自成的长篇是对艺术的背叛,《长夜》在第21章中借着薛正礼的嘴写道:“从前黄巢乱的时候,杀死了八百万人;李闯王乱的时候,咱们这儿的人死绝啦,十字路口搁元宝没有谁拾。”
这并非一人的看法,而是中原人民的集体记忆,因而在《长夜》的第28章中主人公陶菊生感慨人世浩劫时,又想到黄巢与李自成,小时候“每次大人们谈到这两个人物,他就躲到母亲的怀里叫怕,几乎要张开嘴大哭起来。”
可见姚雪垠对人民对李自成的看法是熟知的,他后来在小说中没有能够写出李自成性格的复杂性,对李自成的过度美化严重背离了史实,其艺术价值也大打折扣。
与姚雪垠一样,碧野也是抗战前开始发表小说而在抗战中成名的作家。
碧野(1916—2008),原名黄潮洋,广东大浦人。
1938年出版成名作报告文学集《北方的原野》与《太行山边》。
20世纪40年代出版《肥沃的土地》《风砂之恋》《没有花的春天》和《湛蓝的海》等长篇小说,《远行集》《流落》《血泪》《风暴的日子》《奴隶的花果》和《三次遗嘱》等中短篇小说集。
碧野曾说他受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与茅盾的影响,但其多数小说写实中带有强悍的浪漫情调的风格,与茅盾作品相去甚远,只有在《水阳江的沉郁》等少数短篇小说中才感受到茅盾的影响。
碧野的特点是写作范围广阔,北方厚重的原野、南国乡土的浪漫、天山边塞的美景,都出现在他的笔下。
与碧野同龄的司马文森也是抗战涌现出来的作家。
司马文森(1916—1968),原名何应泉,福建泉州人。
他在抗战中是“笔”
“戎”
并茂,曾在桂北担任一支敌后游击队的政委,可惜“文革”
中被迫害致死。
1939年发表的《天才的悲剧》与《南线》等中篇小说具有纪实性,长篇小说《雨季》与中篇小说《折翼鸟》则通过爱情的悲欢来探索人生,尤其是《折翼鸟》中的女主人公,在青春年少守寡后既想与“我”
恋爱,又怕经济上受困,更怕被婆家人示众活埋,《雨季》中也有出色的心理描写,其小说受罗曼·罗兰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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