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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王实味的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并列关系置换成从属关系。
在文艺批评上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第三，在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上，应该暴露敌人，歌颂人民与共产党，鲁迅式的“杂文”
与讽刺只能针对旧社会与国民党反动派而非人民。
第四，否定人性论以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
。
在《讲话》中人民与其优秀代表共产党是可以画等号的，因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
《讲话》受到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影响，尤其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将文学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
。
鉴于很多挑战“一元超现代模式”
的文人都是打着鲁迅的旗号，《讲话》认为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的文艺家面对的是人民与共产党，因而就应该抛弃鲁迅的冷嘲热讽而代之以歌颂，鲁迅就是这样被高贵地悬置起来。
毛泽东逝世前的历史表明，谁把鲁迅的批判精神带入现实谁就会遭到批判。
《讲话》的“一元超现代模式”
继承了“左联”
排他性的“一元超现代模式”
，但又有重大的变异。
“左联”
以容纳了五四文学的鲁迅为精神领袖，从而兼容了胡风与张天翼等继承五四文学传统的作家；然而《讲话》却让具有个性精神的五四文人放弃个性，在思想改造中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体与对象在这里完全颠倒了。
后来胡风在鲁迅的旗帜下强调主体的战斗精神，正视人民群众几千年的精神创伤，试图在革命文学阵营复活五四文学精神，最后因与《讲话》相悖而撞得头破血流。
而且“左联”
排他性的“一元超现代模式”
仅仅是在思想与文学领域，他们不但无力处理反对这一模式的人，而且他们本身还处于进监狱的危险中；而在延安挑战这一模式的人会受到严肃的行政乃至刑法的处治。
《讲话》还将“左联”
的文艺大众化进行了极端的发展，更强调文学的民间性。
不过，这种民间性并非民间的原生态，而是党的政策与民间话语的结合，于是陕北出现了集体的文学转向，产生了赵树理等人的小说与李季等人的诗歌，而且这种文艺模式也跨越了抗战与内战两个阶段，甚至延续到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因为其时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了扩大的陕北。
本章主要是1942年《讲话》后的文学，但也兼及抗战后延安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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