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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
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
这不是说，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就是低级的，而只是说，价值标准极为类似的人数最多的集团，是具有低级标准的人民。
比方说，把绝大多数人民联系起的乃是最小的公分母。
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价值标准的看法强加在其余所有的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绝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是那些构成“群众”
（就这一名词的贬义而言的），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够把人数方面的分量作为他们的理想后盾的人。
（[英]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32—133页）
叶维廉那本《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的用意和冈仓天心一样，也是要抵制文化艺术的工业化，书中有一节的标题就叫“文化工业以‘进步’伪装其重复与均质”
，把问题讲得非常严重：
“文化工业”
就是透过物化、商品化，按照宰制原则、货物交换价值原则、有效至上原则来规划传统文化的活动，用文化制裁来配合消费的需要，把文化变为机器的附庸，把利益的动机转移到文化的领域和形式上，使得文化在先定计划的控制下，大量作单调划一的生产——是人性整体经验的缩减化和工具化，把商业至上主义推演到一个程度，使任何残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觉完全抹除。
（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虽然用了很多大词，看上去相当学术，但那痛心疾首的姿态一点也没有被遮掩住。
只不过和冈仓天心选择了茶道不同，和威廉·莫里斯选择了以传统样式的手工生产来抗衡工业流水线不同，叶维廉的武器是道家美学。
但是，他们的努力都是白费，因为社会形态变了，我们没法希求市民社会的人们能有贵族社会的审美情趣。
在贵族社会，艺术只服务于极少数上流社会的悠闲君子，虽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这批“寡”
人恰恰就是艺术的恩主；一旦艺术家只能从市民社会里获得报酬，那就只能走下里巴人的群众路线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颇为同情地理解《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和《茶之书》里流露的那种深切的挽歌精神，不再介意他们对古老艺术的眷恋之情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他们的眼睛。
伤逝也是一种美，即便对于学者来说。
真正以冷静的姿态阐述这个问题的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者把市场经济的时代定义为艺术上的“机械复制时代”
。
我们有了摄影术、印刷术，现在还有了电脑技术，复制变成了一件无比轻松的事情。
所以，不只是社会形态改变着艺术，技术也在改变着艺术，甚至撼动了艺术的本质。
如果你懒得看本雅明的这一整本书，不妨看看安迪·沃霍尔的绘画，那真是很形象地嘲讽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啊。
本雅明那本书条分缕析，很有说服力，但我居然更喜欢时常翻翻《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和《茶之书》，翻翻这两本明显存了爱之偏见的小书。
那时候我突然理解了王国维的一句话：“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说到谬误，《茶之书》的一段叙述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一段很可爱的谬误。
冈仓天心讲述茶道与禅宗的渊源时，特地讲到了禅寺的组织结构，这恰恰也是我刚刚提到的社会形态问题之一例：
禅对东方思想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认识到凡俗世界和精神世界同等重要。
根据禅的主张，在事物之间的庞大关联中，并没有大和小的区别；即使是一颗微小的原子，也拥有与巨大宇宙同等的可能性。
寻求完美的人，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内心之光的反射。
从这个观点来看，禅寺的组织形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除了住持之外，每个僧人都被分派了照管禅寺的专门工作。
说来也怪，刚入门的弟子，一般承担比较轻松的任务，而修行最深、德行最高的僧人，分担的工作远比其他人烦琐和卑贱。
这些服务构成了禅僧修行的一部分，不管工作多么琐细，都必须完美地完成。
这样，许多重要的回答，就在给庭院除草、给芜菁刮皮和烧水沏茶的过程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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