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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不这样长而仍是圆周句的句子，例如：
&ouothiadorn.
这样的句子内部结构严整，不管怎样长都要作一个单元来看，到句完才圆周合拢，真相大白。
（王佐良、何其莘著：《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79—280页）
这真是雄辩型的语言，并且严密、准确、适于说理。
而且还有英语诗人拿这样的句子来写诗。
但我始终没想清楚的是，究竟是不同的民族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语言特征，还是不同的语言特征塑造了不同的民族特征。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可真是一个问题。
3.
无论如何，至少教育风格强化了东西方的差异。
西方中世纪的基础教育是所谓“文科七艺”
：语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天文、音乐。
中国早期的教育，比如孔子当时的教学，是所谓“六艺”
：射箭、音乐、礼仪、驾车、写字、算数；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教育内容就全在儒家十三经里打转了，理科薄弱，文科也从来不曾有过逻辑。
金岳霖年轻时留洋学习，特地选了逻辑专业，就是因为他觉得中国人太没逻辑，所以他立志要“逻辑救国”
。
介绍金岳霖的文章中总会提到一个小故事，说他少年时听说了一句谚语：“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他说这话不是等于说仁义如粪土吗？当然，这句谚语里的问题不过是形式逻辑里的问题，哪怕是普通人，稍微细心一点也能看得出来，金先生搞的数理逻辑可就不是普通人能懂的了。
不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这样的谚语、古训比比皆是，但大家总是习焉不察。
一位长辈讲起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经历，说那时候每天一早一晚他们单位的人都会一起唱红歌，惯例是早晨唱《东方红》，晚上唱《国际歌》。
唱了一年之后，突然有个同事提出意见，说早晨刚唱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晚上就唱“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这个意见得到了认真对待，后来他们晚上就改唱别的歌曲了。
以我的观察，最常见的逻辑错误倒还不是这一类的，而是——举个例子好了：“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这话想必每个人都认同的。
那么，一位母亲整天打骂儿子，似乎生下他就是为了折磨他，还有一位母亲自从生下儿子之后就对他不闻不问，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没给过他任何关怀，那么，儿子倘若嫌弃这样的母亲，可有什么不对的吗？
母亲若只是相貌丑，儿子不会也不该嫌弃，但母亲若是生着一副不可救药的蛇蝎心肠，儿子又会不会、该不该嫌弃呢？
有人会反驳说，天下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母亲。
好吧，就算没有吧。
事实上人们经常拿“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这句话来类比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把祖国比作母亲，把个人比作儿子，那么一个人也许不该嫌弃祖国的贫穷落后，这毕竟就像母亲的相貌一样。
而一个人如果在祖国处处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被当作二等，甚至三等、四等公民，是一个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当他口吐怨言，或者想要“适彼乐土”
的时候，有人抬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这句大道理来压他，这难道也讲得通吗？
退一步说，母亲和国家又有多大的可比性呢？试想白居易笔下的那位卖炭翁，母亲生下了他，很可能也是母亲悉心养育了他，母亲会要求他什么吗？我们总是说母爱是伟大的，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母爱是不求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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