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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雅克·路易·大卫《巴拉之死》JacquesLouisDavid，TheDeathofBara，1794巴拉，全名约瑟夫·巴拉，虚报年龄加入了共和国的轻骑兵队，因为阻止叛军偷马而被杀。
巴拉之死被罗伯斯比尔当成一个理想的政治宣传切入点，巴拉的事迹也很快被重写了：他被保王党的军队俘虏，保王党见他年幼，准许他只要高喊“国王万岁”
就放过他，而巴拉高喊“共和国万岁”
，于是被保王党残忍地杀害了。
[法]让-约瑟夫·瓦尔茨《巴拉之死》Jeas，TheDeathofBara，1880“巴拉之死”
并不是一个短命的政治题目，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间，这个题目仍然有人关注。
在瓦尔茨的画面上，巴拉与其说是一名慷慨战斗的烈士，不如说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这幅画的观众会在痛恨那些残忍士兵的之余，也会惊叹一下究竟是怎样的魔力使一个孩子勇敢捐躯。
在布鲁塞尔，大卫努力使自己的心情显得平和一些。
他开始画一些不痛不痒的小幅作品，包括给当地人画点肖像什么的。
但是，正如几乎全部的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画家一样，他是一个用头脑作画的画家，他的作品从来就不是什么感情宣泄的结果，而是理智所操控的周密构思的数学般的呈现。
换句话说，他不是用心灵或灵魂在作画（正如一些有文艺气质的年轻人最喜欢自我标榜的那样），而是用头脑作画，一旦他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而只剩下所谓“澎湃的生命**”
之类的什么，那么他也就失去了作画的能力。
一句话：他不能停止思考。
大卫一类的画家最喜欢“思想家”
这个头衔，这不是全无道理的。
在布鲁塞尔的流亡时光里，最折磨大卫的脑细胞的是一幅《阿喀琉斯的愤怒》（TheAngerofAchilles，1825），又名《伊芙琴尼亚的牺牲》（SacrificeofIphigenia）。
大卫先是在1819年画过这个题材，六年之后他突然决定重画一幅。
对这个题材的思考一直困扰着他，他曾指着创作中的《阿喀琉斯的愤怒》对一位参观他的画室的朋友说：“这幅画简直要把我逼死了。”
事实上，倘若我们不晓得这些背景故事，只是在某一次画展中无意遇到了这幅画，我们并不会觉得它有多么“惊人”
，而如果这是一次大卫的个人画展的话，那么我们绝对会被《贺拉斯兄弟之誓》《萨宾女人的干预》以及《拿破仑跨过圣伯纳德山口》这些作品攫住眼睛，甚至都不会注意到《阿喀琉斯的愤怒》的存在。
我相信对于大卫自己，《阿喀琉斯的愤怒》绝对要比此前的一切作品更让他满意，然而不幸的是，当一件艺术品成为公众消费品的时候，艺术家本人的一切情感、偏好以及殚精竭虑的程度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这不禁令人想起大卫在解释自己的绘画观念的转变时说过的一番话：“人的一生里，永远是**最先出现，沉静与深刻最后出现。
最后出现的东西自然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去等。”
也许，当画家终于走入沉静与深刻的时候，观画的人也必须挨过生命中的**阶段，以同样程度的沉静与深刻来理解。
想来大卫的那句名言也不仅仅是针对绘画来说的，但无论如何，能说出这样一番见解的他，毕竟已经走入沉静与深刻的阶段了。
这真有些令人好奇，因为《阿喀琉斯的愤怒》所取材的传说完全是一个**四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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