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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物质性的东西都会经历成住坏空的过程，凡是聚合体都会等到分解消散的一天，然而人心渴望永恒，求生的本能使智力较高的生物幻想长生不死。
灵魂若能永恒，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不能是物质实体，只能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第二，它不能是聚合体，只能是不可再分的单体。
中国人会觉得这些顾虑实在无谓，神仙不就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永生形式吗？但是，相对于更重感悟的中国人来说，西方人更重逻辑，他们务要使自己的想法符合逻辑一贯性，不能被论敌抓住逻辑上的破绽。
但最困难的不是理论思辨，而是如何将一整套精微思辨的结果让民众接受。
没错，灵魂可以是纯精神的存在，可以是不可再分的单体，但这样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样貌呢，有没有重量，穿不穿衣服，如何发生变化？任何一种抽象的道理要想被大众轻松接受，就必须被形象地表达出来，因为智力水平与抽象思维水平成正比，与形象思维水平成反比，哲人那些惟精惟一的逻辑思辨实在是象牙塔上高处不胜寒的东西。
这就见出世界几大宗教的创始人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
今天我们盛赞基督教艺术与佛教艺术，殊不知他们原本都是严禁造像的，后来之所以绘画与雕塑层出不穷，其实都是向世道人心的不得已的妥协。
今天我们还能在犹太教里看到严苛的古风：《旧约》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共同的经典，犹太教一直信守《旧约》戒律，教内无论如何有绘画天分的人也不得不另谋生计（譬如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就出生于犹太教家庭，他必须在绘画与信仰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世间毕竟是没有双全法的）。
基督教原来也信守同样的戒律，然而它的传教方式是开放型的，不分民族、国家、地域、人种，所以贯彻教规的难度比之犹太教何止百倍，就连对违反教规者兵戎相见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妥协了事。
后来教会的政策不断在松松紧紧中反复，不断有人呼吁严守教规，甚至捣毁圣像，而很快又会在世道人心的浪潮之下妥协下去。
直到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历史依然重演：先是兴起一场捣毁圣像的狂潮，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的妥协。
[俄]弗鲁贝尔《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MikhailVrubel，DestofHolySpiritoles，1885
[法]普吕东《灵魂打碎了将自己束缚在尘世的枷锁》PierrePaulPrud'hon，TheStheBondsthatAttachtotheLand，约1788按柏拉图的说法，灵魂确实有羽翼，这羽翼会受真善美滋养，会被假恶丑毁损。
柏拉图的结论有助于各位读者认真地阅读本书，因为他说：“只有哲学家的灵魂可以恢复羽翼。”
之所以一开始会有严禁造像的戒律，是因为再怎样心灵手巧、境界不凡的艺术家也没办法表现出神的样子，所以凡是造像，必属渎神。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诸如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灵魂永恒这些极尽精微与抽象的神学概念，无论画家怎样落笔，注定是一画便错。
如果换到不甚较真儿的中国文化背景里来，这倒不会带来多大麻烦，然而在有着逻辑洁癖传统的西方背景里，较真儿的人实在太多。
以大天使米迦勒称量灵魂为例，早期神学家德尔图良会认为这无可厚非，因为在他看来，灵魂就是一种细小精微的、看不见的物质—是的，是一种“物质”
，物质当然是有重量的，当然可以在天平上称量；奥古斯丁会认为这只可以看作一种比喻，一种因不甚妥当而容易引起误解的比喻，因为他论证过灵魂纯属精神性的存在，是没有重量、不可称量的。
不同的神学家对灵魂的性质做出过五花八门的论证，每一种论证都是繁复、抽象、细腻而精微的，对于任何一个缺乏学术训练的大脑来说都不啻一场灭顶之灾。
那么，用绘画的形式来表现灵魂，纵然不致上升到渎神的高度，至少也是太过轻率的。
而无法解决的难题是：一旦将抽象问题以形象的手法表达出来，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轻率”
之讥。
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就是如何表现圣灵。
依照神学家的严密论证，圣灵是不具形体的，画家如果想画出圣徒受圣灵感召的场面，其实不宜将圣灵画成人形的、背生双翼的天使的样子。
所以鸽子经常被画家用来表示圣灵，这确实有经文的依据，但如果深究起来，这依据不过是《新约·约翰福音》里施洗约翰的一句话：“我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从天降下，留在他的身边。”
也就是说，约翰的话不过是一种比喻罢了，圣灵并不真像鸽子那样。
但是，绘画毕竟是一门形象艺术，真正摆脱鸽子造型、尽可能“贴切地”
表现圣灵的画家实在并不多见。
俄罗斯画家弗鲁贝尔（MikhailVrubel，1856—1910）的《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DestofHolySpiritoles，1885）就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圣灵降临的过程就像输液的过程，从天上的光源处注入使徒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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