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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回答，所以桃应继续追问：“难道舜就不加阻止吗？”
孟子答道：“舜怎么能去阻止呢？瞽瞍杀了人，当然应该被捕。”
桃应依然没有释惑，继续问道：“舜又会怎么办呢？”
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太能够理解桃应的困惑，即便古人也不能够完全理解。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想里，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
皇亲国戚或任何特权阶级肆意作奸犯科而不受法律制裁，这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在法理上毫无疑问是大大不该的。
桃应的问题便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也就意味着，舜在父亲被捕之后如果无所作为的话，显然有违孝道，在儒家理论上并不那么站得住脚。
亲情与国法似乎不可兼得，换句话说，对于此时的舜而言，天子身份与儿子身份哪一个才应该是第一位的？孟子给出了一个似乎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舜把抛弃天子之位看得就像丢掉旧鞋子一样，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逃到海滨住下来，度过快乐的后半生，快乐得忘记了天下。”
我们来把孟子的意见整理一下。
当天子的父亲杀了人，法官该做的是正常执法。
天子该做的事则要分成两个步骤：一，履行天子的职责，不去阻挠正常执法，听任父亲被捕；二，履行儿子的职责，偷偷把父亲救走，一同逃离国境，同时也就放弃了天子的职务。
当瞽瞍被捕之后，我们用明代学者马明衡的话说就是：“皋陶但知有法，舜但知有父。”
那么，孟子的这个解决方案至少透露出两则主要信息：一，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二，家事重于国事，家里的一口人就重于全国其他所有人。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第一点完全不难接受，第二点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孟子似乎也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也最原始的正义原则：加害者理应对受害者做出相应的补偿。
那么，假如受害者的妻儿老小来找孟子理论，孟子会怎样回答呢？
其实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对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只不过这个答案会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混乱起来。
也就是说，无论是瞽瞍犯罪，还是舜背着父亲逃亡，每个问题孤立来看都有妥善而具体的正义方案，但当这些问题搅在一起，虽然各自的方案依然不变，但看起来就不太令人舒服了。
按照儒家的原则，解决方案应该是这样的：受害者家属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天涯海角追捕杀人凶手，甚至不妨手刃仇人；皋陶，那位公正的法官，应该做的则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不懈地追捕逃犯，直到将逃犯（瞽瞍和舜两个人）缉捕到案为止；瞽瞍应该做的是投案自首，主动认罪伏法（显然他不会这么做）；舜应该做的是继续协助父亲潜逃，永远别被官府和仇家找到……也就是说，不同的角色对这同一件事各有相应的“正确的”
解决方案，尽管这些各自“正确的”
解决方案彼此之间存在冲突。
所谓儒家传统与法制社会的冲突，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儒家鼓励犯罪者的亲属包庇罪犯，也鼓励受害者的亲属不经过执法部门而手刃大仇。
这如实地反映出儒家思想所诞生的土壤是一个文明程度较低的时代（两千多年来我们的确“文明”
了不少），然而也正因如此，这样的思想比之我们现代所熟悉的各种“文明化”
的社会规范更加自然地贴近人心，贴近人的本性。
是的，如果你的至亲骨肉犯了罪，你天然地就想包庇他；如果你是受害者的亲属，你天然地就想手刃仇人。
儒家传统认为，这两者都是出自天然的亲情，都是孝道的体现，都没有错。
骨肉亲情是人之常情，但国法不是。
而骨肉亲情正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基石，国法可以说是在血缘伦理上衍生出来的社会伦理，所以当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很自然的选择便是以亲情为重。
毕竟对至亲的爱胜过对远亲的爱，对远亲的爱胜过对陌生人的爱，这是天伦，儒家便是由此整理出仁爱之说，亦即等差之爱。
儒家认为，维护仁爱不但是维护天伦，甚至是首要的政治纲领。
《汉书·刑法志》讲仁爱的意义，说人在生理条件上比不过动物，之所以比动物高贵完全在于智力，人要依靠智力以群体合作在天地之间博取生存，而如果没有仁爱，人就不能组织成群。
这就是说，仁爱是人类维系群体组织的最重要的生存原则，而舜的所作所为恰恰体现了仁爱精神，即使他们给社会造成了一些困扰，但仍然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在这里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抽象的正义，而是具体的人性。
朱熹深为赞同的一种意见就是：舜在偷偷背着父亲逃走的时候，心里只有亲情，根本无暇去计较什么是非对错。
看来我们可以说舜是一个好儿子，但他是不是一个好天子呢？在孟子等人看来，正因为舜轻易地为了亲情而放弃了天下，他才是一位好的天子，假若他以天下为重，大公无私，反而是个不称职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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