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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伐里特广场的尽头，在威严的壕沟与围墙后面，在气概非凡的空地上，阴沉的金色穹隆高悬在那里，仿佛一阕交响曲，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胜利。
高岗上的凯旋门，像英雄进行曲似的，替帝国军团的行列开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觉得这些很像一个已经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着巨大的四肢。
他心惊肉跳，停了下来，怅然望着这些奇大无比的化石，想起那个已经绝迹的、地球上曾经听见过它脚声的传奇式的种族——安伐里特的穹隆好比它的冠冕，卢浮的宫殿好比它的腰带，大寺顶上无数的手臂似乎想抓握青天，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只威武的脚踏着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脚跟底下熙熙攘攘。
克利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儿小名气。
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初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极有个性的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得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像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为那班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
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
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
特别是克利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敬意。
——（其实他的批判是几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见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他从前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论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说的。
）——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抢谁的位置。
只要他愿意，他就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小圈子里的大人物。
他只要不写作品，或是尽量少写，尤其不要让人听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
他们都信守着一句有名的箴言，当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是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
克利斯朵夫周围就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
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地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像饱闷，又像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
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巴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
，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啰捧场也许会很喜欢。
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
并且这些崇拜他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做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
他把他们一齐撵走了。
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
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
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
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
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地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
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
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
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
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
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
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品或薪饷”
；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
，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
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补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
。
——把艺术家看做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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