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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
，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班尔葛兰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
——但对方用着专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
，“老共和党人”
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另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
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班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
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
，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现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
。
例如对于郁金香的疯魔（11），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气，等等。
——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
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
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疯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疯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地支持抽象的“自由”
、抽象的“正义”
、抽象的“真理”
，跟恶劣的天性斗争。
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12），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出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
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
他像块石子，像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
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
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
不料他发现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地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
他们嘴里一刻不停地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
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疯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
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份，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
有一班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
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
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齐逐出法国。
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卢瓦尔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
，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
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
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
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王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行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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