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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柴可夫斯基的收入水平，是远超俄罗斯当时底层人民的温饱平均线的。
但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俄罗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实在太大。
同时代另一位“文青”
，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家是世袭伯爵，年收入都是一两万卢布，柴可夫斯基的那点收入跟他一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了。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奇怪的描述，说身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的柴可夫斯基生活贫困，需要资助人梅克夫人的接济才能度日，梅克夫人给他断供之后，柴可夫斯基很快就忧贫而死了。
这种描述也对也不对，只能说，柴可夫斯基奋斗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和他那个中产阶级爸爸同样的宿命——奋斗了半天，到头来，却依然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要仰人鼻息，要靠贵族老爷们丢下来的残羹剩饭填饱肚子。
这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宿命。
按《让子弹飞》里的名梗，柴可夫斯基一辈子都在追寻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才华）加这个（勤奋），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而柴可夫斯基追寻了半天，得到的答案是：真不行。
至少在那时那地的俄罗斯，是真不行。
但我想，最让柴可夫斯基痛苦的，恐怕还不是他经济上的仰人鼻息和不独立，而是他的音乐即便在同文化水平、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中，也缺乏知音。
我们今天工作学习之余，放一段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你一听往往会觉得：哇，旋律与思想俱佳，情怀与哲思齐飞。
乐评家们写柴可夫斯基，谁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全都是溢美之词。
但放到柴可夫斯基还活着的那个年代，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总是被抨击。
在当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不被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完全肯定的。
古典乐派认为他的曲子旋律优美却缺乏深度；浪漫派则认为他的曲子拘泥保守、缺乏创新；民粹派认为他的曲子有太多的西化元素，简直是投降主义，是巴结西方；而西方派却觉得，他写《1812年序曲》这种作品，分明是在给俄罗斯腐朽的旧制度张目……总之就是哪边都讨不到好。
据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兴冲冲地将自己写好的一份钢琴协奏曲手稿拿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尼古拉·鲁宾斯坦看，结果鲁宾斯坦给回了一句：“已阅，没有任何价值。”
前面说过，柴可夫斯基是个敏感而多疑的人，这样的众议汹汹，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让他一点都感觉不到他其实是那个时代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
这些批判让敏感的他心力交瘁，几度濒临绝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宏观地去看，柴可夫斯基的困境，与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历史大势有关，他的困境，也是那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困局。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揍得满地找牙，把沙皇尼古拉一世都给急死了。
同样是跟英法干仗，同样是被打得怀疑人生，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版的“鸦片战争”
。
这场战争的大败亏输，也造成了俄罗斯民族的信心崩塌与思想大混乱——从彼得大帝开始，经历了百余年“维新”
，怎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熊样呢？于是各派都开始想辙：西方派觉得，还是应该拾起十二月党人的旗帜，推动俄罗斯实现更加彻底的西方化；民粹派则认为，这是洋奴思维，俄罗斯真正力量的源泉在于斯拉夫传统；保皇派则说，你们这都是瞎嚷嚷，都别添乱，我们还是要跟着沙皇陛下……
在这种各派主张都在大混战的背景下，柴可夫斯基的任何音乐作品，都会被拿出来当靶子说事儿，大家都倾向于用批评他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于是，他就不幸掉到了坑里。
《1812年序曲》是柴可夫斯基当时最被政治化的一部作品。
此外，柴可夫斯基那拧巴的出身和性格，也为他寻觅知音平添了很多壁垒。
比如说，作为同一时代音乐界与文学界的并峙双峰，柴可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有过交往，按说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可是两人的聊天却总是话不投机。
柴可夫斯基极为欣赏与自己出身相似的贝多芬，托尔斯泰却觉得莫扎特和海顿才是音乐家们该效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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