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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
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
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晁错的本意是重农而抑商，但他这个入粟拜爵策却是于农商两都有利的。
他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条赋税原则，叫做赋税应“取于有余”
，他的入粟拜爵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所得税，使有钱的人拿钱去贾粟来捐爵，一面抬高农产的价格，一面又使国家增加一笔大收入。
抽商人的余财以供国用，这是抑商。
同时他使商人得贾爵，这便抬高了商人阶级的地位了。
汉文帝和景帝都采用了这个政策。
最初只募民“能输粟及转粟于边者拜爵”
；后来边境的屯粮已够支五年了，又令民入粟于郡县，以备凶灾。
晁错后来似乎专注重在那“损有余，补不足”
的赋税原则，所以又奏请“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
。
文帝听了他的话，遂下诏豁免十二年（前168）的田租之半。
明年（前167），遂全免民田的租税。
过了十三年，景帝2年（前155），令民出田租之半额，原是十五分之一，半额便成了三十分之一了（《汉书》二四）。
四、《王制》
以上所举，不过是略举当时儒生提出的几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使我们知道，在那个无为政治之下，这些儒生在那里大声疾呼的指出社会国家的病态，要求作积极的改革。
我们也应该知道，那七十年的无为政治之下，所有一点点有为的政治都是几个儒生的计划。
如叔孙通的定仪法，如贾谊、晁错的减削诸侯，如晁错的积贮政策，如贾谊的兴学计划，这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
他们的功罪和是非，也许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不肯苟且偷安，不肯跟着一般人说“天下已安已治”
，总想应付问题，总想寻求办法：这种精神是值得史家注意的。
秦始皇、李斯都有点开国气象，魄力很大，想造成一个新局面。
但中国第一次有这个统一大帝国，他们初次得了这一份绝大家私，实在有点手忙脚乱，应付不过来。
秦始皇妄想长生不死，好让他从容整理那大帝国。
不料他骤然死倒，一个偌大帝国落在两个小人之手，李斯的血还不曾干，秦皇的天下已瓦解了。
汉高帝也有点魄力，有点气度，但太没有学识了，单靠一点无赖的聪明，造成了第二个统一帝国。
统一的事业刚成功，他就死了，这个偌大帝国又落在一个凶顽无识的妇人手里。
几十年之中，大家都只是苟且敷衍过日子，从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也从没有一个长治久安的规模，名为无为而治，其实只是姑息偷安而已。
贾谊、晁错一班儒生的重要只在他们肯把社会国家的问题通盘想过，不肯苟且偷安过日子，却要放手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他们的学识比灌婴、周勃高的多，又有那儒家“任天下之重”
的遗风，很想得君行道，做一番事业。
故帝国的命运到他们手里才有一个大转机，到他们手里才有一点建国规模，才有一点通盘计划。
削减封建诸侯，积贮军粟，主张伐匈奴，注意教育事业，国家收回造币权，这些计划都发端于文帝时代，酝酿于景帝时代，而实现于武帝时代。
我在上文已略述贾谊、晁错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办法了。
这个时代有一部《王制》出现，是文帝令博士诸生做的，是一部雏形的《周礼》，很可以代表这时代的儒生想做点通盘打算的建国方略的野心，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王制》是一个理想的帝国计划。
这班儒生都是从封建时代晚期的经典里训练出来的，又都有鉴于秦以孤立而亡，故他们的理想国家还是一个新式的封建国家，还是一个“等级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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