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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害，然而很少人明白居敬与主静相差很微，骨子里是同一条路上的。
颜元、李塨反对主静之说最力；然而他们做那刻苦的居敬功夫，每日记录自己的过失，自己省察，以“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为主要的信条，——这种态度，纯然是一种宗教的态度，与那静坐省察的功夫有何根本的区别？《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曰：
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
敬在养神，笃在守业。
“敬在养神”
一句话，说尽了敬字的宗教的起源。
宋明的理学家虽不重视那民间尊天事鬼的宗教，却始终逃不了中古以来的宗教态度，所以不是主静，便是主敬。
颜李都是信上帝的宗教家，所以更明显地以“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为主敬了。
阮元的“祈天而节性”
也是一种宗教的态度，故重视“威仪”
，而以“居敬”
为节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阮元的节性说只是和颜学相近，而不能说是得戴学的精神。
阮元所说，推到最高处，也不过是一种敬慎威仪的理学先生样子，终是一种“重行不重知”
的哲学。
这是戴学所轻视的。
戴震论性，包括血气心知，而特别看重“心知”
的作用。
他说：
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
（《疏证》二一）
戴震又痛驳宋儒论性之说，认为一种变相的释老。
他说：
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污而浊喻性堕于形气中污坏，以澄之而清喻学：水静则能清，老庄释氏之主于无欲，主子静寂是也。
[程朱]因改变其说为主敬，为存理，依然释氏教人认本来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
若夫古贤圣之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扩而充之者，岂徒澄清已哉？
注意戴氏最重视的是“扩充心知之明”
，使“不惑乎所行”
，使他能审察是非而准。
这是“重行先重知”
，这是戴学的要义。
阮元虽不信“复性”
，然而他的节性说只是一种变相的居敬说，与戴学根本不相同。
阮元的性论的重要贡献还在他的方法，而不靠他的结论。
他用举例的方法，搜罗论性的话，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使我们容易看出字义的变迁沿革。
他的《节性斋主人小像跋》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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