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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一次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思想，——这在中国很长的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总是靠老子和哲学上的道家的自然主义，或者靠孔子的人本主义，或者靠两样合起来，努力把这个民族从昏睡中救醒。
第一个反抗汉朝的国教，“抱评判态度去运用人类的理智，尽力深入追求，没有恐惧也没有偏好”
的大运动，正是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与孔子、孟子的遗产里最可贵的怀疑和看重知识上的诚实的精神合起来的一个运动。
这个批评运动的一个最伟大的代表是《论衡》八十五篇的作者王充（公元27～约100）。
王充说他自己著书的动机，“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是转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
……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愤涌，笔手扰，安能不论！
论则考之以心，校之以事；虚浮之事，辄立证验。”
他所批评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种种迷信，种种虚妄，其中最大最有势力的是占中心地位的灾异之说。
汉朝的国教。
挂着儒教的牌子，把灾异解释作一种仁爱而全知的神（天）所发的警告，为的是使人君和政府害怕，要他们承认过去，改良恶政。
这种汉朝的宗教是公元前一二世纪里好些哲人政治家造作成的。
他们所忧心的是在一个极广阔的统一帝国里如何对付无限君权这个实际问题，这种忧心也是有理由的。
他们有意识或半有意识地看中了宗教手段，造出来一套苦心结构的“天人感应”
的神学，这套神学在汉朝几百年里也似乎发生了使君主畏惧的作用。
最能够说明这套灾异神学的是董仲舒（公元前179～约104）。
他说话像一个先知，也很有权威，“人之所为，极其美恶，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这种天与人君密切相感应的神学据说是有《尚书》与《春秋》（记载天地无数异变，有公元前722至481之间的三十六次日蚀，五次地震）的一套精细解释作根据。
然而儒家的经典还不够支持这个荒谬迷忌的神学，所以还要加上一批出不完的伪书，叫做“谶”
（预言）、“纬”
（与经书交织来辅助经书的材料），是无数经验知识与千百种占星学的古怪想法混合成的。
这个假儒家的国教到了最盛的时候确被人认真相信了，所以有好几个丞相被罢黜，有一个丞相被赐死，只是因为据说天有了灾异的警告。
三大中古宗教之一真是控制住帝国了。
王充的主要批评正针对着一个有目的上帝与人间统治者互相感应这种基本观念。
他批评的是帝国既成的宗教的神学。
他用来批评这种神学的世界观是老子与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
他说：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故难听之也。
因此，他又指出，
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
……天至高大，人至卑小。
……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
这也就是他指责天人感应之说实在是“损皇天之德”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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