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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商人是不自食其力的末技游食之民，第四是国家欲谋富足当驱民归农。
这个政策后来便成了西汉儒生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发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晁错（死于前154年）便是主张这政策最有力的一个。
晁错的经济思想和贾谊最接近，但他说的更明白痛快。
他说：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
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
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汉书》二四）
这里又添了一条原则，就是“不农则不地著”
。
当时商业渐发达，民间自然有向都市移徙的趋势。
这种趋势是很自然而且很有益的，因为这种移民可以救济乡间的人口过多，又可以用在都市工作所得来补助农事的收入。
但这班儒者不能了解这趋势的意义，都以为民不归田则田无人耕种了，民不著地便成了鸟兽一样的游民了。
晁错因此又得一个经济政策，叫做“贵五谷而贱金玉”
。
他说：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
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他完全不了解货币的用处，只觉得货币有害而无利。
如果没有那“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
的货币，如果只有那笨重的五谷布帛，那么，人民就不会远徙了，盗贼也无所利了，商业也不会发达了。
晁错最诋毁商人，他以为商人是不劳而得利的寄生阶级，他们营利的方法全靠投机操纵市场，又兼并（兼并即现在所谓掠夺）农民，使农民不得不逃亡。
他这样描写农民的生活：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他又写商人的生活道：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者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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