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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略施富于幻术魔力的小计，就使皇帝十分信服，封栾大为五利将军。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接连获得另外三个头衔奇怪的官职；不久又封他为乐通侯，赐给他一座宫殿似的豪华府第，拥有千余奴仆和一套皇帝自己在宫中使用的精美的帷帐家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把自己的大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为妻，赐给黄金万斤作为卫长公主的嫁妆。
皇帝经常亲临栾的府第；每天派人送去新的礼物，礼物摆满了从宫中到他的府第的街道上。
不久皇帝又赐给他一方新的上面刻有“天道将军”
的玉印，专派一名穿着羽衣的特使送去授予他的女婿，象征着神仙飞向天国，天道将军也穿上白色羽衣庄严地接受了玉印。
几个月内他接连接受了六个最高荣誉的官印，使当时的儒家学者们感到极度的钦羡和嫉妒。
栾大的奇丹妙方没有一个证明是有效的。
公元前112年，他的欺骗行为终于全部暴露，皇帝一怒就把他处死了。
有着皇帝的女婿、乐通侯、乐通将军等等头衔的栾大，他的虔诚的保护人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正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把儒教捧为正统国教的统治者汉武帝本人。
这就是那一时代的宗教和思想背景。
神畤寺庙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越来越豪华奢侈。
公元前31年，据丞相上奏，在长安城内有六百八十三座寺庙，寺庙里面都配备有官方供养的僧侣负责管理前来朝拜的信徒，其中，有四百七十五座寺庙在当年就被废除了，但这些被废停止的寺庙似乎很快又恢复起来。
到公元20年，仅长安城内又有了一百七十座政府设置的让人朝拜的寺庙。
政府每次用于向这些寺庙献祭的飞禽和走兽的数量达三千头以上。
后来几年为筹备这么多用于献祭的牲类感到很困难，于是只好用公鸡代替野鸭，用狗作为麋鹿的代用品了。
4.
儒教是在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充满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的环境里被提升为正统教义的。
儒教和儒家学者都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庞大而有权势的环境的感染和影响。
事实上，一些著名的儒家学者也并不想避开它。
孟子曾评论过孔夫子是适时的圣人。
儒教也常有适时的教旨，它常能把握住时代的风尚。
汉代儒教的真正创始人叔孙通，就被他自己的门徒形容为当世最识时务的圣人。
当时的一些儒家学者的领袖人物也说过同样的话。
汉代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那在历史上闻名的祈雨方法是：当他站在北门向过往行人喷洒水滴时，关闭城里一切朝南开的门，并禁止一切场所用火。
另一儒家学派的大学者刘向是个炼丹术士，相信通过神秘的幽灵的介入可以使顽铁变成黄金。
有一次，他因用伪造炼得的丹药欺骗汉宣帝（公元前73～49年）而险被判处死刑。
新儒教在一位具有如此五花八门爱好而又永不知足和轻信的统治者的鼓励下，和同样如此轻信的一些学者的倡导下应运而生了。
——这种新儒教必然是一种人为合成的宗教，里面融入了众多民间流行的迷信和国家崇尚的因素。
为了稍为显得合理一点，除去了少数最站不住脚的成分，并薄薄地涂上一层儒家以前和儒家的经籍作为伪装，以便使它以文雅和权威的姿态出现。
从这方面来说，汉代的新儒教确实是中国的国教。
它是一种民间普遍流行的信仰和长时间实践并通过轻微的润饰使它稍为合理的大的凝聚体。
必须注意的是《五经》公认是儒家文化以前的主要经文，儒家学派为后代保存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这些经文，大量地汇集了民间文献、传统历史、占卜、社会和宗教仪式，自然还包含了无数关于上古的迷信和习俗。
这些很容易与后来的民间宗教信仰结合起来。
孔学以后的经文以及哲学争鸣时代的其他各种学派的著作，由于轮廓鲜明，概念清晰，复杂老练而不适用这一新儒教的目的。
归根到底，儒教建立在中国国民文化生活的这个时期，只因为这时期有最适合于它生存的土壤。
不过，即使是儒学以前的经籍，由于太简要和太实在，也不能把它作为儒教的唯一基础，奢望它能把众多的民间崇拜和迷信统统都综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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