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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处在宇宙历史早期的人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被大量倾倒在一起，似乎经历着新意识层面的痛苦。
在美国，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在近四十年中接受了“高等教育”
——但很多情况忧喜难定。
在六十年代多事之秋，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前沿的教诲、概念、悟性以及无处不在的心理、教育和政治观念。
我们每年都能看到几十本著作和数十篇文章，其作者告诉美国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并对现状作出明智的，或幼稚的，或过激的，或骇人听闻的，或丧失理智的判断。
所有这些书文都反映我们陷于其中的危机，同时告诉我们如何应对。
这些分析家正是由他们试图开出药方医治的混乱所生成的。
我是作为一名作家对他们的一切进行思考的：他们极端的道德敏锐性，他们追求完美的欲望，他们对社会缺陷疾恶如仇的态度，他们动人且滑稽的漫无边际的要求，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暴躁，他们的敏感，他们的慈悲，他们的善德，他们**，以及他们试验毒品、触摸理疗和炸弹时的那种鲁莽。
前耶稣会神父玛拉基·马丁在他那本关于教会的书中，将现代美国人与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囚徒》做了比较。
他从一大块石料中看到了“一场为完美登场而进行的尚未结束的争斗”
。
美国“囚徒”
在争斗中被“来自自封的先哲、教士、判官以及自身痛苦制造者的阐释、告诫、警示和自我描述所包围。”
马丁说。
且允许我略花些时间更仔细地对这样的痛苦作一番探查。
在个人生活中是失序或近似恐慌状态；在家庭——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而言——是混乱；在公民行为，在个人忠诚，在性实践中（我不想背诵整条清单，我们已经听厌了）——是进一步的混乱。
个人的失序伴随着公众的疯狂。
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曾在科幻小说中逗人发笑的东西——《纽约时报》的文章谈美国和俄罗斯卫星太空战发射的死亡射线。
在11月的《遭遇》杂志中，我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位清醒负责任的经济学家，宣称英国的公共支出很快将走上像智利这样穷国的道路。
他为自己的预测感到吃惊。
什么——始于《自由大宪章》崇高传统和民主权利的源泉将枯竭于独裁？“任何成长于这一传统的人作出英国正面临失去民主危险的预言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这又是事实!”
我们被这样的事实打趴在地，挣扎着生存。
如果我同弗里德曼教授进行辩论，我可能会建议他把机构的抵制、英国和智利的文化差异以及民族个性和传统的差异诸多因素考虑在内，但是我的目的不是卷入一场我无法胜出的争论，而是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向我们不得不与之共存的可怕预言、混乱无序的现实的根源和毁灭的想象。
你可能以为偶然在杂志某一期上见睹一篇此类文章不足为奇，但在《遭遇》的另一页上，休·西顿-沃森教授讨论了乔治·凯南对美国堕落及对世界的负面意义的近期调研。
在描述美国的失败时，凯南谈到犯罪、城市衰败、毒品和色情泛滥、轻浮、教育标准下滑等，并得出结论，我们的巨大能量没起任何作用。
我们无法领导世界，我们被罪孽所蛀蚀，很可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
西顿-沃森教授写道，“如果最上层的十万男女，即决策者和帮助决策者形成思想的智囊人物，甘愿就范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无药可救。”
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就说这些。
那么它的意识形态的对手情况如何？我翻动《遭遇》的书页到剑桥大学讲师乔治·沃森先生的一篇短文，关于左翼人士中的种族主义。
他告诉我们，社会民主联盟创始人海因德曼把南非的战争称为犹太人战争；韦布斯时常发表种族主义的观点（在他之前还有拉斯金、卡莱尔和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他还提到恩格斯曾谴责东欧的小民族斯拉夫人，称他们为反革命种族垃圾；沃森先生在结论中引用了西德“红军纵队”
的欧莱克·梅因霍夫1972年一次法庭听证会上的公开申明，表示认同“革命的灭杀”
。
在她看来，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反犹主义，基本上是反对资本主义。
文章引述她的话说：“奥斯维辛意味着600万犹太人被杀并被扔进了欧洲的垃圾堆，正是因为他们是犹太敛财奴。”
我提及这些左派中的种族主义者，为的是说明没有光明的子孙或黑暗的子孙那种简单的二分法。
善与恶不是沿着政治划分匀称地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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