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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向他们开放了公民大会(75),赋予执政官的选举权和投票表决权,他们仍没有获得担任官职的权利,而作为这一缺失的补偿,他们不再被直接征税所制约。
同时,第四阶层也加入了法庭或陪审团,所有受到犯罪指控的执政官都要接受这些法庭或陪审团的审判,而不再是接受亚略巴古的审判。
(76)这是雅典民主化的重要一步;执政官由此开始对人民负责,因为他们要接受人民的选举,并受到人民的审判。
德拉古立法时期成立的拥有401位成员的委员会也被梭伦重组。
从此,这一大会由400位成员组成,每一个部落(77)选择100人参加,它主要的职责之一是为公民大会的召开做好准备。
在梭伦的宪法下,亚略巴古仍然是法律的守护者和宪法的保护者,可以对违法者和谋叛者进行惩罚。
它是公共和个人道德的审查机构。
关于执政官,梭伦在宪法中对其作了如下改变,这些改变对普通民众来说至关重要。
他提出,从今以后,任何认为自己被执政官冤枉的人,都可以向民众法院上诉。
由于执政官经常为了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的利益而歪曲正义,这种上诉的权利可以防止执政官的傲慢和对人民的压迫。
86.梭伦颁布的特殊法律
除了上述经济改革措施和宪法改革外,梭伦还颁布了具有不同目的的法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所谓的《谋叛法》(SeditionLaw)。
鉴于国内总是频繁地发生政治斗争,而许多公民因考虑个人利益,从来不会在政治斗争中表明立场,为此,梭伦制定了一部法律,规定公民如果不在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就会失去公民权,并且会使自己声名狼藉。
梭伦制定这部法律的意图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好公民”
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同时,“好公民”
的表态会使企图谋叛者感到恐慌,从而制止他们煽动叛乱。
有趣的是,现代改革者为了制止现代民主进程中的邪恶思想而制定的各种措施中,其中有一个——强制投票——基本上与雅典政治家提出颁布的《谋叛法》类似。
通过其他的法律,梭伦限制了个人所占有的土地数量;明确了成为雅典公民的条件,通过放宽这些条件,为那些无法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提供了雅典公民权;为了维护制造业的利益,禁止出口除了橄榄油之外的所有阿提卡产品;为了促进产业发展,他责成亚略巴古对所有游手好闲的人加以惩罚;为了个人和全体公民的福祉,规定如果父亲没有教儿子一门手艺,那么儿子可以拒绝赡养自己的父亲;为了培养女性的谦逊和道德,在嫁妆、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规定。
例如,女性不能在天黑之后上街,除非是坐在前边有人拿灯的马车里。
“这项法律标志着雅典家庭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在此之前,妻子享有极大的自由,她们可以毫无限制地去往国外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现在,她们的自由开始受到限制,妻子们越来越多地被限制在家里,她们对雅典公众生活的影响在后来的年月里逐渐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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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梭伦的旅行
就像斯巴达的立法者来库古一样,关于梭伦的传说太多了。
亦如来库古,据说梭伦在雅典实施了宪法改革以后,就去往国外旅行了。
他离开雅典原因是他经常感到烦恼,因为每个人都向他提出法律问题,责备他的改革举措,强求他进行多余的体制改革。
据说,梭伦出发前还说服人们发誓100年之内不改变他制定的法律。
传说梭伦去过埃及、塞浦路斯、吕底亚,并因其智慧和品格而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欢迎。
他对吕底亚宫廷的拜访、与克洛伊索斯国王的交谈成为了希罗多德诸篇感人故事其中一篇的基础。
克洛伊索斯国王向梭伦展示了他所有的珠宝后,问他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梭伦回答说是“雅典的忒勒斯(大地女神)”
,即一位为国家荣誉而战死的普通公民。
克洛伊索斯国王又问他,在忒勒斯之后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认为梭伦至少会将自己排在第二位。
但是,梭伦把这个位置给了阿尔戈斯的两位年轻人,这两位年轻人凭借技艺表演为他们的母亲和自己赢得了荣誉,但是在一次力量和耐力的大型技艺表演后,他们在神庙中沉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克洛伊索斯愤怒地喊道:“你这个雅典来的陌生人,竟敢如此低估我的幸福,甚至把我排在普通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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