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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
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
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
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
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
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
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
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
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
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以为“大敝伤道”
（3）；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
（4）。
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
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
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
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
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
东汉王允死看“发愤”
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
的“谤书”
（5），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
史家称为“纪传体”
，因为“纪传”
是最重要的部分。
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
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
他明白“整齐”
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
，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
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
，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
《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
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6）。
“直”
是“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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