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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和劳动时间相同的条件下，农耕活动可以给古人提供更多的食物，或者说更多的能量，能够让更多的人吃饱饭，虽然吃的差了一点儿。
从农耕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猜测农业产生的原因。
古人选择更为辛苦的农耕，其实是“迫不得已”
的，很可能是由于环境所迫。
因此，在追踪我们的第一批农业祖先之前，我们先要书接上回，了解一下末次冰期盛冰期结束后的全球气候变化。
距今1.8万年前是末次冰期最为冷酷的时候，之后的四五千年，地球逐渐回暖，到距今1.4万年前，出现了一段非常温暖的时期，海平面迅速回升。
然后在距今1.28万—1.15万年前期间，出现了一次名为“新仙女木期”
的降温事件，全球气温下降了7~8℃。
之后地球又一次回暖，一直到距今8400年前，再次迎来一次降温事件，不过这次降温比新仙女木期要弱。
中华大地上农业的萌芽，时段可以追溯到新仙女木期及之后的回暖期。
降温事件对中国北方古人的冲击远大于对南方古人的冲击，因此我们就先来了解北方古人面对降温事件所开展的“生产自救”
活动。
在从距今1.4万年前开始的那段温暖期，许多生活在寒冷气候区的大型动物的活动范围向北方移动，北方古人的狩猎目标以野猪、鹿等喜温动物为主。
温暖的气候下，丰富的食物养育了更多的人口。
然后，新仙女木期突然而至，自然环境变得恶劣，许多大型动物数量减少甚至灭绝，狩猎能够捕获的动物量锐减，如果不能开辟新的食物来源，大量的北方古人将会饿死。
饥肠辘辘的祖先们把目光投向了漫山遍野的野草。
狗尾草和野糜子是广泛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年生禾本科植物，它们结出的颗粒很小。
在温暖的岁月，动物和浆果食物丰富的时期，北方古人也许看不上这两种草的籽粒，但是在寒冷的岁月，他们必须珍惜自然界中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即使是一小粒一小粒的狗尾草和野糜子籽粒也不能放过。
按照农学家的说法，他们这时候的食物是“广谱性”
的，有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聪明的现代智人，除了广泛采集植物籽粒外，他们甚至还会考虑把一些产量比较高、颗粒饱满的植物的籽粒挑选出来，播撒在大地上，让它们肆意生长，希望在未来结出更多的籽粒。
就这样，他们从采集方式向农耕方式迈出了第一步。
狗尾草是粟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米，今天我们主要用它来熬粥；野糜子则是黍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黍就是今天所说的黄米，在现代农业中已经很少种植了，在一些北方特色食物比如驴打滚、黏豆包那里，我们还能与黍相遇。
粟和黍都是原产于中国北方的农作物，但是对于它们最早被驯化的地点和时间，学者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最初，人们认为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越，特别是平原地区利于灌溉，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
但是，正因为粟和黍都是从“野草”
驯化而来的，所以它们最初改良的地点可能不一定是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地区，反而可能会是“野草”
繁盛的地方，比如一些山间谷地。
此外，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反而可能会成为原始农业萌发的阻碍，那里的古人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去改良“野草”
。
在一些自然条件不是那么优越的区域，比如更加靠北的燕山山脉甚至东北地区的辽河流域，气候更为寒冷，古人更有动力去改良“野草”
，以补充自己的食物来源。
植物考古正在证实这个猜想。
比如，植物学家在北京附近的东胡林人遗址中筛选出了已经炭化的粟粒，其从形态上看已经有了栽培粟的样子，但是尺寸还非常小，这可能说明当时那里的古人已经开始将狗尾草向栽培粟驯化，还处于驯化的过渡阶段。
无独有偶，其他植物学家在山西西南部的柿子滩遗址筛选出了处于驯化过程的黍类籽粒，但是粟还处于野生阶段。
与之对比，在黄河流域对粟的驯化大概发生在距今8000年前，比更北方的区域要晚。
有趣的是，粟和黍的驯化起源地可能也不一样。
从两种植物的特性看，粟对水分的要求较高，主要生长于较湿润的地区，而黍则多生长在较干旱的地方。
从植物考古的发现看，栽培黍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森林草原植被过渡带，它最有可能诞生于辽宁西部、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燕山山脉北麓，也就是今天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北方，偏干旱环境；栽培粟最早出现在稍微靠南方的区域，它最有可能诞生于太行山北部到燕山山脉南部一带，在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方，偏湿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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