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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后，钱锺书和杨绛一同被调往文学研究所外文组担任研究员。
文学研究所当时隶属新北大，后来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所长是郑振铎先生。
钱锺书暂时结束了翻译工作，却由于外文组满员，被借调到古典组选注宋诗。
他很不情愿，觉得自己毕业于外国文学专业，并不专攻古代文学，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安排。
他们的小家也随着工作的调动搬往新北大宿舍中关园。
中关园新建成，还有些荒芜，杨绛便去附近的果园买了五棵柳树，栽种在门前。
温德先生送来的许多花卉被种在了院子里。
蒋恩钿夫妇则送来一扇屏风和几盆兰花，屏风正好在客厅里隔出一间小书房。
钱锺书给书房取名“容安馆”
，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审容膝之易安”
之意。
整座宅院不过七十五平方米，隔出来的书房的确很小，也仅能“容膝”
。
钱锺书作诗形容这个小家：
曲屏掩映乱书堆，家具无多位置才。
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径羡归来。
据友人说，钱锺书和杨绛在南北方向各占据一张书桌，各自埋首苦读。
每年暑假，钱锺书都会去武汉探望父亲，话话家常。
钱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后，他探亲时带上了钱瑗。
返回时，祖父让父女二人带给杨绛一只铜质镂金的猪符。
杨绛曾言，自己像林黛玉一样小心眼儿，先问是每个人都有，还是只有她一个人有，知道是专门送她的，便很开心，也十分爱惜。
又过了不到两年，钱基博生病，钱锺书前去探望，作有《赴鄂道中》组诗五首，其中有“啼鸠忽噤雨将来”
一句，是他对当时形势的感触。
那时的钱锺书，已如父亲期盼的那样，谨言慎行。
他有自己的处世原则：
Ifwedon'thavefreedomofspeech，atleastwehavefreedomofsilence.
（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至少我们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
）
杨绛也时常叮嘱他，倘若有人请吃饭，能推却就推却，不能推却就只吃饭不说话。
他们在尽可能的沉默中，躲过了灾难。
可是，钱基博未能像他教诲儿子那般默存不言。
他给当时的湖北省委写了一封后来被人称作“万言书”
的长信，提出了很多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
后来，恰逢“反右”
运动，钱基博经受了连续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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