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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难处，就是上厕所。
半夜里，要走半条街，才能去到一所小学后门的厕所，对一个女性来说，难免有些恐惧。
洗漱条件自然也不会好，他们一行人每天从井里打水，挑回屋中，不常洗手，更不洗脸。
他们足足两个月没有洗澡，只是每两个星期洗一次头发，换换衬衣。
接二连三的思想改造不仅折磨着人的身体，还有疲惫不堪的灵魂。
杨绛唯一的慰藉就是钱锺书的来信。
钱锺书每三天来一封信，杨绛拿到信，一遍遍地摩挲着，细细品读。
她说：“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
她不舍得扔掉，都装进衣服口袋里，每个口袋都鼓鼓囊囊、硬邦邦的，干活儿都不方便弯腰。
后来，信越来越多，杨绛只好藏到手提包里。
再后来，杨绛担心这些信件惹来麻烦，一狠心便点火烧了。
看着那些情意绵绵的信笺化作灰烬，杨绛的心中是惋惜的，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把信笺上的话语都镌刻进脑海里。
她时常开导自己：“本来就只是写给自己一人看的。”
杨绛下放后，钱锺书被下放到昌黎。
他在昌黎的工作是淘粪，正值“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吃的是发霉的白薯粉掺玉米面窝窝头。
同时，钱瑗也被下放到工厂炼钢，负责画设计图。
一家三口分隔三地。
挨过三个月的分离后，他们得以团聚，更加珍惜能够相守的日子。
团聚后，他们在文学研究所有了正式的宿舍，搬到了东四头条一号宿舍。
钱瑗也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当助教，可以常伴父母身边。
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好的工作，全家上下都很高兴。
回想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亲友、同事在几次运动中离世，钱锺书和杨绛难免生出伤痛惋惜之情。
他们也见证了很多亲人反目、友人相疏的事例。
钱锺书十分排斥知识分子之间的落井下石，他没有疏远朋友。
在郑朝宗归来后，钱锺书写信鼓励他要读书养气，不要气馁。
在北京熙熙攘攘的街头，他遇到被错划为“右派”
的萧乾，也没有避开，两人站在那里亲切地交谈了一刻钟。
运动后，杨绛常常问自己：“我们洗干净了吗？”
她认为人是有灵性的，人生一世，不过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需要做出一些改进，但必须是自觉自愿的。
如果人是被迫改变自己，那只是暂时的压抑本性，并不是触及灵魂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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