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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一朝，动乱不宁，为时短促，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是巨大的。
“竹林七贤”
多有名篇佳作传世，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和《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直传诵至今。
“金谷二十四友”
中为首的潘岳，与陆机齐名，是“太康体”
的代表性作家，为西晋最有名的诗人，三首《悼亡》诗，笔墨之间深情流注，真切感人。
就中尤以辞赋的成就为最大。
左思《三都赋》一纸风行，时人竞相传抄，遂使洛阳纸贵。
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一代文学名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
书法艺术方面，嵇康、邯郸淳等书写的古、篆、隶《三体石经》，乃世所罕见的书艺珍品；钟繇的楷书也是独步书坛，盛名久擅。
魏晋时期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一直流传至今的许多最重要的儒家、道家经典的传疏，如何晏的《论语集解》、郭象的《庄子注》、王弼等的《周易注疏》、杜预的《春秋经传解》，均成书于此时。
陈寿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被历代史家誉为最好的正史。
西晋玄学、黄老之学对后世都有颇深的影响。
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曾经指出：“如果说，安世高所传佛教小乘学说，投合了当时某种厌弃社会人生、超脱现实的悲观主义需要，那么，支娄迦谶（支谶）所传佛教大乘学说，则是用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去顺应急剧变化着的社会条件的混世主义需要。”
就是说，当日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在中原大地上的出现，正是以汉末社会的大动**、大混乱为背景的。
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魏晋时期舒根展叶，同样也借助于当时有利的内部、外部环境。
其时，儒学统治渐近废弛，崇玄、“贵无”
、不执一端的思想普遍蔓延，这都予佛学广泛传播以可乘之机；而社会动乱、政治腐败、人心浮**，“名士少有存者”
的恶劣的社会环境，则为复兴先秦老庄诸子之学和接纳异质的佛教文明提供了条件。
魏晋时期，自然科学成就也颇有可观。
数学家刘徽的《九章算术注》，运用了验证、类比、演绎推理等一系列科学方法，对晦涩难懂的原著加以明白晓畅的阐扬，并进一步提出许多意义深远的新理论。
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而且先后于公元6世纪、11世纪、17世纪传到东亚、中东和欧洲，对世界医学做出了贡献。
就在那些帝子王孙、公侯贵胄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如此显赫的学术成果、诗文杰作积淀下来，并流传广远，辉耀后世。
这种“存在”
与“虚无”
的背反，是历史的吊诡，更反映出一种文明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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