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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忻州开辟个“貂蝉故里”
的旅游点也自有依凭。
不过，到了罗贯中笔下，连环计的情节在元人戏曲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国演义》第八、第九回，叙述董卓迁都长安后愈益专横跋扈，司徒王允欲诛之，苦无良策。
王允素待府中歌伎貂蝉如亲女，貂蝉见允忧思愁闷，知有大事要做，愿以一死报之。
王允乃设下连环计，先请吕布赴宴，令貂蝉把盏，吕布悦其美貌，王允即许以为妻。
数日后，王允又请董卓赴宴，仍令貂蝉侑酒，董卓为其美色所迷，王允又把貂蝉献给了董卓。
由此，吕布对董卓更加衔恨，又兼貂蝉巧施计谋，使二人矛盾日益激化，吕布欲杀董卓。
后来，经过王允进一步策划，终于把董卓除掉。
《三国演义》改动了《三国志平话》和元人杂剧中貂蝉与吕布原本是夫妻的情节，显得更合乎情理。
关于貂蝉的话题临时打住，但仍有大量的问题有待探讨。
比如，前面引述的除了杂剧就是小说、平话，都是出于文人之手，既可以像《三国演义》那样，凭借着一定史实，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可以凭空结撰，羌无故实。
那么貂蝉、吕布的历史真迹，是否有踪迹可寻呢？
生活于明代弘治、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杨升庵，在《升庵外集》中最先提出：世传吕布妻貂蝉，史传不载，但在唐人李贺诗《吕将军歌》中，确有“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
之句，看来，应有吕布其人。
杨升庵之后，清代学者梁章钜也认为，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然她的名字未见于正史，但其事未必全虚。
《三国志·魏书》有一段记述：吕布奉董卓之命把守中阁，遂与董卓侍婢私通。
恐事泄露，心不自安。
这些记载，起码说明了戏曲、演义中的“吕布戏貂蝉”
与王允巧计除奸并非凭空构想，而是于史有据的。
但也只此而已，既不能否、也不好定与吕布私通的侍婢就是貂蝉，所以成为一个悬案。
还有，关于貂蝉的评价问题。
一般认为，清人毛宗岗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说：
为西施易，为貂蝉难。
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装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
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
不过，批判的声音也很强烈。
嘉靖年间，明“后七子”
的首领王世贞在《见有演〈关侯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一诗中写道：
董姬昔为吕，貂蝉居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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