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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重负”
,通过艰苦的努力,完成这6000立方米土的发掘的。
因此,对于当年手足胼胝地劳动在工地上的人们,五六十岁的老技工,十几岁的年轻讲解员,应当给予诚挚的谢意。
尤其是为马王堆汉墓及湖南考古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的老技工任全生、苏春兴、漆孝忠以及复员军人尹继龙,均已辞世多年了,他们的名字将与马王堆汉墓永世长存。
二十几年前,山东大学历史系著名考古学教授刘敦愿先生来长沙,我陪同参观马王堆现场,当他听完我对一号汉墓发掘情况的介绍后,颇有感慨地说:“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想不到发掘条件如此之差,而经过又是如此之艰难,这在我国的田野考古史上,实属少见,实在应该写成文字载入史册。”
当然,二、三号汉墓的发掘,由于周恩来总理和湖南省委的重视,情况已大为改观。
但读者从本书可以看到,“四人帮”
又时有掣肘,时有干扰。
二
由于马王堆汉墓保存基本完好,因此出土珍贵文物共3000多件,如漆器500件、兵器38件、竹木简922支、丝织品100余件、木俑266个、竹器100余件。
另外还有大量的农副产品和中草药,以及铜鼎、铜镜、玳瑁卮杯、木梳、木篦、角梳、角削刀以及泥“半两”
钱、泥金饼、木犀角、木象牙、木壁、木罄等明器。
尤其重要的是,除四幅帛画外,三号墓出土有十多万字、20多种的帛书,其内容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且有不少是古佚书。
已故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于1980年冬在美国圣约翰大学作《从新学转到历史文物》的学术报告时说:“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
他的原意是这众多的文物,就是用实物写成的二十五史。
据此我们也可以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也正是用实物写成的西汉初期的百科全书。
38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些文物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已出专著八十多种,论文约三千篇。
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都出版了介绍马王堆汉墓的专刊及书籍。
国内建立了不少研究组织,如湖南中医学院建立了“马王堆汉墓医书研究会”
,并出刊有《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国家文物局组成“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先后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释文、译注等数十种;以湖南医学院为主的约十所医学院校,组成了“马王堆古尸研究小组”
,出版了《长沙马王堆古尸研究》;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和上海丝绸工业公司也建立有“马王堆文物研究组”
,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湖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组成“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动植物标本研究组”
,编写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
1979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2年8月26—29日,湖南省文物局在长沙召开了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英国、美国、法国、瑞典、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泰国,以及中国国内的学者专家共60余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在总结发言中说:“关于马王堆汉墓的研究,现在仅仅是开始,今后还需要用许多世纪来研究来纪念。”
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因为它涉及了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中医中药学、解剖学、组织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临床医学,以及考古学、历史学、哲学、文学、文字学、版本学、音韵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美学和农业、手工业、宗教、军事、地震、交通、绘画、音乐、舞蹈、纺织和烹饪等各种学科。
正是由于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有些学科的历史需要改写,因此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明光曾建议编辑出版“马王堆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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