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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详细调查结果的研究人员说：这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的一个与北京猿人并驾齐驱的重大发现。”
曾发现奈良时代高松冢的丰永雅雄博士也发表感想说：“希望从事调查研究的人以冷静的判断来进行工作。
希望无论如何也要保存到后代。”
稍后，日本京都大学东洋美术史名誉教授长广敏雄，在8月3日的《每日新闻》上，满怀对马王堆考古发现的崇敬之情，发表了长文《古代中国的奇观》：
七月三十日北京广播了中国湖南省长沙郊外马王堆地方发现了一座西汉惠帝时代（纪元前198—前188年）的古墓的新闻，古墓的主人推定是轪侯的夫人。
看到这些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真令我为之惊叹不已。
首先令我想起的，是大约十年之前，也就是一九六一年同样是在长沙南郊出土，同样属于西汉时代贵族的一座古墓，它的漆画棺木在中国学术杂志《文物》上（一九六三年二月号）曾评价为前所未有的最完备的楚汉时代的漆画棺木。
但是这一次发掘的汉墓棺木，上面丰富多彩的漆画比上次发现的更加完美得多了。
一九六一年发掘的那座汉墓，尸体收藏在两层木椁和两层木棺里面。
这次则是三棺三椁。
论坚固性，前者不能与后者相比，而且后者棺与椁之间又用厚厚的木炭和白膏泥加固密封，卧于内棺的女尸又用二十层各种丝、绢的织物包裹，下半身浸在红水之中。
这种红水多半是水银和朱砂的溶解液。
最令人惊异的是，那具女尸的皮下组织还有弹性。
我的看法是，这不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女尸，因此，如果我的看法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古代中国就拥有很优秀的防腐技术。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很进步，这已经为考古学家所公认。
由于冶铁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土木技术乃至发展了高度的美术工艺水平，也是不难想象的。
这一次发掘的汉墓是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之物，也正是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发展中的一个顶点，当然是要予以高度评价的。
另一方面，从这次出土的长沙西汉古墓中发现的外棺棺木表面精巧的漆画和内棺上覆着的绚丽多彩的帛画来看，这两样出土物，也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史上划时代的巨大收获。
这次重大汉墓发现的所在湖南省长沙地方，原是古代的楚国。
郭沫若先生写的历史剧《屈原》的主人公屈原自己演出的爱国至情悲剧的舞台也是在湖南，湘江在长沙之旁流过，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大小湖泊构成的风物诗也是产生于此地，由于秦、汉等大帝国的兴起，楚国虽然处在失败者的地位，但是楚国的文化，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直能连绵地独自保持着。
这次西汉轪侯夫人墓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和美术有如路标一样，充分显示出楚国灿烂文化这一巨浪的光辉。
就在这篇长文发表之后，许多报刊跟着发表了一系列论述马王堆汉墓的长篇论文，将普通、简单的报道引上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使马王堆汉墓发现的热潮久持不下。
在这股热浪推拥下，日本《朝日周刊》竟别出心裁地插办了一份《轪侯报》，进行不定期地出版发行，这份报纸对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发掘以及出土器物，做了详尽而全面的报道。
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乐此不疲地纷纷撰文，对墓的建制、年代、墓主人的身世和身份等，做了大胆的探索和设想。
有人认为，墓主人是第一代轪侯之妻，有的则认为属于第二代或第三代，其中著名学者和光大学美术史教授宫川寅雄则横空出世地认为墓主人是轪侯利苍的女儿，嫁给了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儿子吴臣，成为王妃。
其理由是：轪侯是列侯，要治国，而他的封国是湖北浠水，死后不可能埋在长沙。
即使西汉时期诸王列侯有“多居长安”
，“不就国”
的习惯，也只能是为长沙相的轪侯利苍本人死后葬长沙，其妻子应葬在原封地，也就是湖北浠水，且轪侯本人葬长沙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条理由是，轪侯利苍当时出任长沙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峰尖地位，有资格把女儿嫁给第二代长沙王。
其次，从这座墓的规模形制以及棺椁、殉葬品等来看，也应是王妃一类的身份。
至于墓中出土的“轪侯家”
“轪侯家丞”
等铭文和封泥，自然是王妃死后由娘家送来助葬的礼品……
就在日本学者大炒马王堆汉墓并呈火爆之势时，中国国内更是热闹非凡，除了那些争相一睹女尸风采的普通群众街谈巷议和新闻媒体的纷纷报道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文化艺术界、医学界及其他学科、部门的各路学者凭借身在中国的特殊条件，或亲赴长沙考察，或凭借各种发掘资料，围绕这一重大发现，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在亲赴长沙考察后，首先对日本学者宫川寅雄的论点发难，声称宫川寅雄的说法是一个错误的论断。
其根据是吴臣死的时候，利苍还没有当长沙王国的相，到吴芮的孙子，也就是吴臣的儿子当长沙王时，轪侯利苍才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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