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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省委，都为马王堆汉墓发掘后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而感到头痛。
王冶秋的意见，无疑又加重了他们的思想压力。
从这个意见中可以看出，女尸要转移，帛画要重裱，围墙问题要解决，地下陈列室要建立，文物要复制，二、三号汉墓要发掘，保护工具要订购……真可谓千头万绪，混乱如麻。
而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都是一环扣一环地亟待迫切办理，不能稍有延误。
最令人心焦的还是那具女尸的转移问题，省委常委们为此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均未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因为像要求的那样既不热、又不冷且保持恒温的地方，在长沙实在找不到一处。
于是，此事只叮嘱医学院“对老太太多加关照，有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便不了了之。
女尸转移无着，其他问题还是要尽可能地解决。
原省博物馆坐落在由长沙市主管的烈士公园内，公园和长沙市领导听说博物馆张罗着要在此地给女尸建一个陈列室，自是不能同意，并以“烈士公园不能摆放女尸”
“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绝不能跟一个封建贵族老太婆为伍”
等种种理由，加以阻挠并声言，如果要为女尸建陈列室，就将博物馆驱逐出去，让其到岳麓山去重新建馆，绝不能因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女尸，而玷污了烈士圣洁的芳名。
省委领导经多次出面动员说服，总算使长沙市和公园领导们勉强同意，将博物馆已占住的部分划出，让其垒砌围墙，独立门户。
这个多少年悬而未决并争论不休的难题，算是画上了一个句点。
省博物馆不失时机地快速将围墙砌了起来，单独开辟了门户，心里才算踏实许多。
因为发掘二、三号墓和建立地下陈列室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后打报告审批，博物馆领导除安排保护和复制部分文物外，急需要做的，就是按照王冶秋的意见，将帛画送往北京重新装裱。
由于帛画长2.05米，宽近1米，无法卷起，又不能随便裹挟。
负责护送的侯良和张耀选（从故宫博物院请来的裱画技师），只好请木匠做了一个长方形的木箱，将帛画小心地放于其中，以便保护。
谁知这个木箱抬到长沙火车站，准备运往北京时，列车服务员见其状甚异，恐有不测，要求侯良等人打开检查。
鉴于帛画是属于国家极其珍贵的文物，需要秘密押送，以免让不法之徒趁机截获抢劫。
侯良等人只让服务员验看介绍信，不肯打开木箱。
谁知那扎辫子的女服务员却坚持己见，寸步不让。
在眼看列车要启动的情况下，侯良只得找到列车长说明情况，列车长方同意将箱子放在卧铺底下，并叮嘱：“不要影响别人休息。”
于是，人和帛画总算进了车厢。
一路上让侯良等人胆战心惊的事故没有发生，谁知帛画运到北京车站后，又遇到了麻烦，因为是国庆前夕，警卫部队检查甚严，一看侯良和张耀选抬了一个长箱，生怕有不良企图，拦住不准出站。
开始说是文物。
当时，知道文物为何物的战士实在不多，他们坚持要开箱检查，后来拿出介绍信，说明是奉周总理指示上送的，才予放行，这一下耽误了半个多小时，使故宫派车来接运的人，等得十分焦急。
几经周折，总算将此画安全运到了故宫。
此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将要抵达北京做国事访问。
鉴于马王堆汉墓在日本引起的轰动效应，同中岛健藏一样，田中首相很可能会提出亲眼看一看马王堆汉墓的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
仍然是出于对文物保护工作尚未完成的考虑，周恩来不打算安排此事。
为照顾情面，周恩来决定采取王冶秋的意见，编一部彩版的《西汉帛画》作为国家礼品相赠。
这个指示正式下达后，王冶秋向湖北咸宁“五七”
干校发出紧急调令，调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的原文物出版社青年编辑黄逖火速回京，主持《西汉帛画》的编印事务。
当黄逖接到调令匆忙回京时，时间已十分紧迫。
由于文物出版社正在恢复中，黄逖不得不暂借人民美术出版社办公，形成了上班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查阅资料要到沙滩红楼，修改文章不是在王冶秋家中便是在工厂机器旁的局面，黄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穿梭似的来回奔跑，不分昼夜，不顾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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