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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王、关、戚三人自是不甘心泥牛入海，便再次写信向毛泽东提及。
想不到毛泽东的批复竟是：“此事早已弄清。
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原来这是几十年前，很多共产党领导都知道的国民党捏造的一桩臭名昭著的诬陷事件。
此事虽然悄然平息，周恩来听到消息后却感到很震惊，为避免再次被自己的政敌陷害，遭到不测，他不得不从繁杂的政治事务中分出精力来翻找自己保留的材料，全部寄给毛泽东过目，并在附信中说：“我一直忙于处理四川省和内蒙古的问题……今天才有时间查阅以前上海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材料……”
毛泽东看完这些剪报后，重新退给了周恩来。
想不到时隔两年之久，“伍豪叛变”
事件，再度被江青等人翻腾出来。
刚从医院回来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被指控做事实上的辩护，并为“以免今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再造谣……”
他将曾寄给毛泽东的材料，全部送至中央档案馆保存，这一诬陷事件才又算告一段落。
经历了这一番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之后，周恩来才得以重新坐到办公桌前。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李先念批示的报告。
周恩来拿着报告反复端详，迟迟不肯做出抉择。
当他拿起电话，详细向王冶秋问了专家们讨论的情况，以及解剖与不解剖的利弊后，才极为慎重地批示道：
王冶秋同志：
请邀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
如同意，即请提出一个工作小组名单，协助湖南医学院进行报告中所提的和追加各项安排和调度。
周恩来
1972年11月30日
王冶秋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看到“再议一次”
的叮嘱，不禁为总理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依然保持临危不乱，以及认真、慎重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处事原则所感动。
世人皆说“诸葛一生唯谨慎”
，此时的周恩来不但吸取了诸葛孔明的这个政治家鲜明的特点，并且同样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悲壮精神。
现在，马王堆出土女尸解剖与否的重担将由自己挑起，撇开国家民族利益不谈，即使是单从为总理分忧解难这一点，也应将此事办好。
当然，这一切，又是和国家民族的荣辱紧密相连的。
为避免专家们不能身临其境，只是坐而论道、隔靴搔痒的缺憾，王冶秋决定将这“再议一次”
的会场移到长沙去，让大家亲眼见见女尸的形体后，再做最后切合实际的结论。
在王冶秋的组织下，湖南方面的领导、各路专家、学者于12月6日云集长沙湖南宾馆，从当时留下的一份记录看，前来参加的人员有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政工组副组长马琦，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与王仲殊，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室副研究员刘雪桐，中国医学科学院张炳常，北京医学院谭增鲁，中山医学院郭景元，陈以慈、沈其卫，湖南医学院张世林，李亭植、彭隆祥、吴洁如、刘里侯、袁恬莹、王福熙、曾庆善，湖南省革委会文化组副组长张瑞同与文化组干部万发章、俞兴堂，湖南省博物馆崔志刚、侯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吴本立、雷振林，新华社湖南分社何其烈，以及湖南电影制片厂、湖南电视台、湖南画报社、湖南新闻图片社的摄影师与记者等共四十余人。
夏鼐（右）与王?、白荣金（左）在马王堆发掘现场
为使大家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及女尸有个切实的了解，12月7日上午，在东道主李振军与马琦的组织率领下，各路人员到省博物馆，观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已被处理、保护起来的部分文物。
面对眼前那光芒四射、神奇绝伦的件件珍品，参观者无不连连赞叹，即使是见多识广的专家，也被眼前的瑰宝和那具鲜艳如生的女尸折服，有的学者当场发出了“能亲眼见到这样珍贵的极品，即便是明天就向马克思那里报到，也无任何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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