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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南京长江大桥压断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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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恩来总理对湖南方面呈报的《二、三号汉墓发掘的请示报告》做了批示之后，遵照“订出切实可行而又不遭损失破坏的计划”
的指示，发掘领导小组在三号墓发掘之初，就召集北京、上海、长沙等的各路科学专家，召开了古尸科研准备工作座谈会，拟定了古尸科研计划。
其科学研究的总题目仍为一号墓古尸科研的四大课题，即：保存程度、保存原因、疾病死因、中医中药以及在一号墓古尸研究中尚未解决的如细胞结构、核酸物质等共20个项目，重点则是对于古尸保存原因的研究。
鉴于那具有恒温、恒湿条件的陈列室尚未建成，湖南方面又缺乏相关的保护条件，经医学专家黄家驷提议，李振军批准，派人到上海定做一个无菌无氧的高压氮舱，待这高压氮舱做成后，运回长沙，一旦古尸出土后，即可装入氮舱内进行解剖和保存。
决议已定，李振军命侯良速到上海交涉办理此事。
侯良来到上海后，由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熟人陪同，到著名的瑞金医院（“文革”
前为广慈医院）察看了高压氮舱的设备，询问了安装情况，并当场签了订购合同。
侯良回到长沙，向发掘领导小组汇报了去上海的情况，因这高压氮舱需由极厚的钢板打造而成，规模庞大，整体重量可达几百吨。
于是，发掘领导小组在做了所需的高额费用等计划后，开始讨论如何将氮舱从上海运回长沙这个看似简单却又极其麻烦、复杂的问题。
有人建议在上海码头装船经长江经湘江运至长沙，但整个湘江似乎没有承载如此大吨位的深水码头，轮船根本无法在长沙附近靠岸。
有人建议打造特种大型汽车拖箱底盘，将氮舱用起重机吊上拖箱底盘后，用四辆汽车或并排或前后，像四匹马拉车一样将氮舱拖回长沙。
这个主意看起来似乎可行。
只是有建筑方面的专家突然提出，从上海到长沙，必然经过南京长江大桥，如此大的吨位压在桥中心，恐怕大桥难以承受，将会有压断倒塌的危险，假如将南京长江大桥压断怎么办？此论一出，众人哗然，若真的将南京长江大桥压断，不但汽车和氮舱会像当年的中山舰一样沉入滚滚长江的泥沙之中，更重要的是，给这座举世瞩目的象征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巨大建设成果的建筑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可挽回的损失。
鉴于这个难以逾越的长江天险，发掘领导小组在经过又一番慎重讨论后，最后做出了从上海购买钢材，同时请制造专家赴长沙就地打造高压氮舱的决定。
这个看起来颇符合实际情况的计划，但真的到了具体落实时又枝节横生，麻烦百出。
当派出联系的人再次抵达上海时，上海方面告知，要制造氮舱仅仅去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将制造的设备一同运往长沙，且上海没有可供用来制造这种高压氮舱的钢板，需到重庆钢厂订购……联系人带着满脸的愁苦返回长沙，向发掘领导小组做了详细汇报。
领导小组经过研究，本着确保古尸万无一失的原则，决定无论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克服，先派人赴重庆联系钢板，待钢板运来后，再让上海方面的专家连同设备一齐运来长沙开始打造。
于是，联系人再改赴重庆联系钢板事宜。
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领导小组成员在发掘工地上考察。
图为组长李振军（右二）、副组长王冶秋（左一）、副组长夏鼐（二排左二）、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张瑞同（二排左三）、湖南省博物馆负责人崔志刚（左二）、侯良（右一）及考古研究专家白荣金（二排左一）（侯良提供）
但是，就在重庆的钢板未能启运时，三号墓的发掘工作已经开始，从发掘的速度看，这高压氮舱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古尸出土前打造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一旦有古尸出土，即用飞机运往上海瑞金医院高压氮舱进行解剖，待长沙的氮舱制成后，再将古尸运回。
面对这个提议，发掘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就在这次会议上，考古大师夏鼐首发异议，提出了“高压氮舱是否需要”
“有点氧气古尸就变化这样快”
等疑问，并主张“一旦有古尸出土也不要运往上海，那样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就目前发掘的季节来看，冬天即将来临，只要古尸上的丝织物取下来，即动手术解剖。
然后放入药液中浸泡，变化应该是不大的，或者不会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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