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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下旬，周恩来体内的恶性肿瘤发生了扩散，时刻都会置他于死地。
医护人员为苦于找不到医治的良方而着急万分，周恩来的忠实伴侣邓颖超更是寝食不安、愁云满面。
或许是应了“有病乱求医”
的古话，当王冶秋再度来到三〇五医院探望周恩来的病情时，在病房的外间，邓颖超突然对王冶秋说：“听说你们在马王堆还挖出了一张古代健身治病的气功图，对癌症治疗很有效，你们能不能复制一份，让恩来也照着那张图练一练。”
整理后的《导引图》模拟形态
王冶秋听罢，望着面前这位尊敬的大姐那诚挚与焦急混合着的复杂目光，以极度的哀婉之情回答：“那张图在出土时被搞碎了，现正在拼对，待拼对成功之后，可以复制一张拿来让总理练练。
不过据我所知，那张图不是万能的神医良药，对总理目前的病情而言，作用不会很大，只能作为一种安慰和调剂精神的方法罢了。”
邓颖超所说的那张健身治病的画，正是后来在社会各界广为流传的《导引图》。
此时，这张图正在由湖南省博物馆借调到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周世荣等人的努力下，做最后的拼接和校对。
这张图在最初出土时，由于那位北京裱画老师傅的固执己见，采用铁钩钩吊等极为不当的起取方法，使本来有可能完整如初的一张罕世珍品，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目不忍睹了。
又是由于那位老师傅的夜郎自大，不采取王振江、白荣金等人用盒子盛装的建议，而是胆大妄为地将此图连同出土的其他几幅帛画，用一块包袱皮包起来，并搭在肩上像出门修行的和尚一样，径自背至北京的狂傲之举，给后来的拼接、校对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
当周世荣来到北京，初次见到由那位号称“即使一堆碎片，也能按原样装裱起来”
的裱画师傅时，这位夜郎自大的老朽竟黔驴技穷，原形毕露。
由他拼接起来的《导引图》，不但人物的位置上下错乱、前后颠倒，而人物自身的生理位置，也被拼接得错谬百出、枝杈横生，大有老虎拉碾——乱了套之势。
本来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好端端的一群人物，经他拼接后，有的人腿安到了另一个人的肩上，而另一个人的脚又跑到了先前那个人的嘴上，男人的头被安在了女人的腰上，女人的腰又拼对在了男人的头上……整幅画面不再是一群世间众生在做强身健体的动作，似是一群妖魔鬼怪挥舞器械，在地狱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决斗。
出土的《导引图》帛画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部分人员合影。
自左至右：李学勤、马继兴、周世荣
更让人捶胸顿足、气断肝肠的是，不仅《导引图》惨遭厄运，其他几幅从马王堆三号墓墓壁上提取的帛画，也惨遭荼毒和**。
由于几幅帛画的碎片被老裱画工的包袱包裹后，几乎成了一锅黏粥，很难加以区分和辨别，结果在拼接时，甲图的碎片跑到了乙图之上，而乙图的空缺又由丙图或丁图上面的碎片来补填，最后几幅帛画竟成了一幅又一幅谁也看不清、辨不明的在想象中都很难出现的天国和神怪之图。
马王堆三号汉墓棺室东壁帛画《车骑与奔马图》残片
已成碎片的城市建筑设计图
鉴于如此悲惨的场景，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不得不指派周世荣等专家，重新对出土的帛画进行极其艰难的、一点点的反复拼接、校对，至1975年9月，出土的《导引图》《车马游乐图》《划船游乐图》《丧服图》《卦象图》等六幅图基本整理成形。
但在早期的发掘简报上作为首要内容列出的出土于三号墓东壁的帛画残片“房屋建筑”
，却怎么也无法拼对起来。
而尚有画着一个清晰的毛人的残片，更无法知晓最初是从哪部帛书或帛画上分离出来的。
至于在墓室东壁出土的数十块帛画残片，同样是无法拼对了。
几年之后，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宣告解散，那位夜郎自大的裱画工，自感问心有愧于祖先，也有愧于后人，便将帛画残片收集起来，倾尽全力进行拼接、校对，无奈破镜难圆，当初的损坏太多太重。
尽管他倾20年之功，可谓为此耗尽毕生精力和心血，但直到他于90年代初撒手归天，那些碎片一直堆放于他办公桌的抽屉中，未能拼接成功。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残片
马王堆三号汉墓棺室东壁帛画残片《妇女划船图》
当王冶秋按邓颖超的嘱托，将《导引图》专门请人照原画整理出的样子，用彩色临摹了一幅送于三〇五医院时，已是9月中旬。
这时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他本人清醒地意识到死神已逼近窗口，他坦诚地向外界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收到了……”
尽管如此，王冶秋带来的《导引图》，还是给了周恩来一丝惊喜和快慰，他仰躺在病**，看着图上一个个伸腰弯背、神态怡然自得中夹杂着几分滑稽模样的众生相说道：“我看这幅图跟华佗的五禽戏法很有些相似之处，有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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