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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着自己写的“陈情表”
，一趟趟找县、地、省有关部门的领导。
当然，此时的韩金科已不同于四百年前的党家祖辈，也不同于宝塔村的百姓，现代文明的熏陶和现代文化的教育，已使他的思想变得极富时代精神和现代意味，纯粹意义上的宗教追求已被更加博大宏广的人文景观和文化气象所替代，古老的思维方式已融进了时代的激流，他的情感和文化意识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而跳动。
他不再把法门寺宝塔看作孤独的一座佛门圣物，而是站在周原文化、华夏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框架下，对法门宝塔进行透视和关照——这是一种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呼应。
多少年后，当我们在法门寺博物馆见到已是馆长的韩金科时，从他的言谈和一系列发展计划中，可以窥视当初这位周原才子那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博学蕴存，同时窥视到他对文化的认知是何等的深远并具有时代发展意味。
就在韩金科一面干着本职教员工作，一面用业余时间不断上“陈情表”
的时候，转机来了——一纸命令，使他变成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局长。
佛祖有眼，佛祖有幸，这时的韩金科可以名正言顺地践行他的诺言了。
这一回，他再也不是以一个才子或一个书生的身份上“陈情表”
了，他要以一个政府部门领导者的名义，堂堂正正地起草报告，他要直接或间接地对上一级甚至更高级领导陈说法门寺宝塔的一切情况和修复理由。
韩金科找到的第一位官方领导，便是时任扶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俊哲。
王俊哲曾是他的老上级，交往甚厚。
在中国，人熟事好办，即使是公事公办，也难免夹带些私交。
这位周原才子并不迂腐，他自然深知这个道理。
当韩金科向王俊哲诉说了自己在法门寺的经历以及村民们奔走相告，呼吁修复宝塔的热情和决心时，这位领导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表示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为保护法门寺文物四方奔波求助。
韩金科的计划得到老上级的支持，自是热血奔流，激动不已，他很快将一份报告性的文件交王俊哲过目。
王俊哲凭着自己多年为官的经验和处世哲学，认为一级一级上报是必要的，扶风县人大的顶头上级是宝鸡市人大，他们将报告删改一番后，一份申请拨款修塔的报告便正式诞生了。
王俊哲是第一位以人大领导的身份，向宝鸡市人民代表大会打报告的人。
然而，就如同佛门弟子注定要经受千磨万击、历经劫难方能修成正果一样，要真正将修塔的计划得以实现，又谈何容易？王俊哲的一份报告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这时的韩金科开始双管齐下，一边靠王俊哲不断地和上级保持联系，一边靠自己和宝鸡市文物局联系。
每次去宝鸡，怀里总要揣上一份修塔的报告，想方设法递给文物局的领导。
他的报告一次比一次显得焦躁难耐，一次比一次显得尖锐甚至刻薄和愤懑。
十几年后，我们在采访时，从他的报告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法门寺真身宝塔建在我们祖先的手里，倒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我们如果不把它亲手修起，那是我们的耻辱！
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人民的罪人！
出身于周原的韩金科，一心系着法门寺真身宝塔，不断为悬而未决的宝塔修建问题四方求助。
在这宝塔倒塌的前一年，扶风县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来到法门寺搞文物普查，他发现真身宝塔的倾斜度已超过比萨斜塔的一倍半，由是判定此塔不久将会崩坍。
这位工作人员怀着一种极为忧虑和焦急的心情，不断撰文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部门给予此塔以热切的关注——但是，当时没有一丝回音。
一年后，一个强大的回音从天幕中传来，法门寺真身宝塔倒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韩金科连同周原父老的一腔热情，终于使有关部门为之动容，并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法门寺这座千年古刹重新注目。
1984年初，经有关部门批准，西北大学历史系、扶风县博物馆、周原博物馆等三家组成“法门寺联合调查组”
，首次对宝塔废墟进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础上，就法门寺的历史及存留佛经、佛像进行了初步的鉴定和研究。
当时的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及文物局领导陈金方、张廷皓等亲临现场考察了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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