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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劫难的详情，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专门叙述，这里还是按《志文》碑的提示，看一下隋唐时代法门寺的繁荣鼎盛吧！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的一天深夜，一个女人正躺在同州（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的一块木板上痛苦地呻吟。
静谧的夜幕里不时传出这个女人被宰杀般的哀号，有些肥胖的身子不时地扭曲和挣扎，暗黄的脸上汗珠如豆……当她从昏死中醒来时，发现肚子里的娃已跑到身边开始号啕大哭了。
从此，这个男娃便由本寺一个叫智仙的尼姑抚养，并给他取名为那罗廷，意为“金刚不可坏”
。
直到十三年后，这个男娃才回到父母身边。
多少年后，这个曾在般若尼寺生活了十三年的男娃，一跃登上了大隋王朝的宝座，成了一名威风凛凛的开国皇帝，号为隋文帝，本姓杨，名坚。
这位叫杨坚的隋文帝，在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统一天下的同时，也开始了统一佛教的历程。
因为有了和般若尼寺以及智仙尼姑的一段因缘，隋文帝便理所当然地对佛教有了特殊的感情。
当他尚在北周辅佐幼主，刚刚掌握朝廷实权时，就逐渐留心提倡佛教。
开皇元年（581年），当他取代北周，龙袍加身登上天子宝座后，便普诏天下，听任人们自由出家，广做佛事，大兴佛教。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贵为天子，是由于佛祖的暗中保佑，并自认为前身原是一个“道人”
（僧）。
而对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智仙尼姑，更是崇爱有加，称之为“神尼”
。
为表示他对智仙尼姑的尊崇，杨坚在成为皇帝后，特下诏让当时的著名文学家王邵为她作传，并诏令后来在各州所造的佛舍利塔中安置智仙之像。
据王邵所撰的《舍利感应记》记载，早在隋文帝即位之前，有位印度沙门来到他的住宅，送给他一包佛舍利，请其供养。
到了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便敕令在天下三十一个州各建舍利塔，以便分藏他供养的那包舍利子。
次年再度颁诏，下令增五十个州建立舍利塔以便分藏。
到仁寿四年（604）又下敕增三十个州建塔。
这样，从仁寿元年到仁寿四年，各州建塔一百一十多座。
在向各州分送舍利时，均挑选名僧护卫办理。
各塔在安放珍藏舍利的石函时，要举行隆重的礼仪，所在地方的刺史以下、县尉以上的官吏，要停止正常的衙署办公七天，以专门料理安放舍利一事，并为皇室和臣民祈祷。
冕服隋文帝和漆纱笼冠朝服侍臣（《列帝图》）。
隋文帝杨坚称帝后，着手恢复两教，尤其是一度受到打击的佛教，并于公元581年下诏：凡境内的臣民皆可随意出家当和尚，又命令全国按人口出钱用以营造佛教寺塔，安排僧侣写经，造佛像，一时全国佛教风靡，民间流传的佛书比儒家《六经》多达十倍，佛教呈一时之盛
就在全国掀起建塔热潮的同时，仁寿四年（604年），时任右内史的李敏曾专门率人前来法门寺，修缮寺院和宝塔。
也就在这次修缮中，李敏等人可能打开了地宫，迎奉佛骨。
因法门寺早已有塔，重建自然没有必要，但距它西北二十余里的风泉寺却又兴建了一座舍利塔。
在修建此塔的过程中，天空忽然出现祥云，法门寺僧人在观看的同时，将当时的图景画了下来，名曰《陕州瑞相图》，后放到佛堂供养。
只是这《瑞相图》不知毁于何时和何人之手，后人不曾相见，只凭流传了。
继隋文帝之后，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在即位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605年），又大事兴造佛寺，并于次年在东都洛阳的上林苑设置译经馆，命高僧彦琮主持其事，征召达摩笈多和众多高僧学士从事佛经翻译，闹得京都内外遍布僧尼，热闹异常，甚至日本岛国也闻风而动，大业三年（607年），摄政的圣德太子派使者小野妹子和沙门僧十余人来中国学法。
隋炀帝杨广在其他方面没有继承父业，唯在对待佛门一事上比他的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就其一生的荒**无道来看，他的所谓崇佛，也实在具有讽刺意味，连佛祖的在天之灵也感到不安。
尽管如此，由于杨家父子的两代努力，奉佛的热潮还是在表面上由低谷达到了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在东土中国进入了一个大红大紫的黄金时代，法门寺也由此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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