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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见处，大胜裴休，且休尝为《圆觉经序》，考其造诣，不及退之远甚。
唐士大夫中，裴休最号为奉佛，退之最号为毁佛，两人所得之浅深乃相反如此。”
对佛道颇为精通的“唐宋八大家”
之一苏东坡，对韩愈的思想做了研究后，认为韩愈则是“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
清代林云铭也说：“欲烧佛骨人，却能阐发佛理。
要知真正佛理，即圣人之道，公之所辟，乃其迹耳。”
对于本已了结的韩愈谏佛的历史公案，竟引来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名人议论纷纷，这实在是一个怪异的文化现象。
通过这个现象，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人表面上在谈论韩愈的辟佛事件，实则是对佛学——这股外来文化命运的关注。
因为韩愈的谏迎佛骨涉及法门寺及地宫佛骨，今天我们有必要继古人之后，对这桩公案的看法再做些补遗。
正如我们在此之前的叙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它踏上东方古国的那天起，就遭到了本土文化的抵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这来自西方的佛教文化，硬是凭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韵味，在东土渐渐地扎下了根，并迅速在与本土主流文化儒教与道教的融合中成长起来，于隋唐时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
促使这种格局形成的原因，除了佛教本身那具有对人生启迪的精深理论外，也与它本身具有实用社会价值有极大的关系，这个价值首先体现在能为皇权的转移制造舆论，如隋文帝假托“天佛所佑”
、武则天“以释教开革命之阶”
等，都是在宗教外衣的庇护下进行的成功阴谋政变。
而在唐太宗时，少林寺和尚营救李世民，并协助平洛阳王；唐肃宗时，高僧神秀广征“香水钱”
资助大唐平叛，以及高僧不空设坛度僧以团结诸路军卒等，都是实用价值极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儒教和道教难能其为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佛教可以对众生进行安分守己的教化。
对于这一点，唐代一个不太出名的文人加小官僚看得最为透彻，说得也最为中肯：“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其安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
既然有了这样的文化功能，外来的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发芽，最终和本土宗教形成鼎立的抗衡局面，似乎是必然的事情。
也正是由于这种局面的出现，才注定了佛教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沉浮不定的发展轨迹。
最早出现的儒、释、道三方为争夺势力和地位而进行的较量暂不叙述，自唐朝建立之初，就有排佛之举。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至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朝臣傅奕曾先后八次上疏请废佛教，他曾在《请除释教疏》中说：
降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
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
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
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
梁武、齐襄，足为明镜。
傅奕以儒家正统排斥佛教的主张，没有得到皇帝和朝臣的响应。
武德九年（626年），唐高祖曾召集群臣仔细讨论傅奕的疏文，除一人外，众臣“多袒佛”
，对他提出的中国古代在没有佛教时，帝王年岁长久，而佛教传入后，事佛愈谨，年代愈促这一论点，众臣颇不以为然，傅奕只好独自叹息曰：“众不我从。”
尽管如此，傅奕还是抱住儒家学说伦理不放，并一次又一次地向佛教展开攻势，直到临终前，还告诫其子勿读佛书，免得中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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