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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思想和道德上的认识，韩愈便不可能容忍“自性成佛”
的理论，同时对一切背离儒家学说的佛家理论采取排斥态度。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黄新亚先生在后来指出的那样，韩愈本人对佛学认知的肤浅和天然的排贬，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用佛学的“因明[6]”
关系来解释现实，他谏迎佛骨的思想武器只能是中国尊重史实而忽视理性演绎的传统。
当年傅奕三番五次上表谏佛，唐高祖曾找了一位叫法琳的拥佛者和其辩论，这法琳大师便针对傅奕几乎和韩愈一样的有佛则“乱亡相继，运祚不长”
，“事佛渐谨，年代尤促”
的观点，提出了西汉以前君王，尤其是秦始皇父子统治的秦朝，“当时无佛，何以天历不长”
的例子，又引证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的例子反问：“尔时佛来，何故年久？”
傅奕竟无言以对。
也许韩愈感到傅奕跟他本人的主张，缺乏在思想上战胜佛学的能力，便只好以华夷之辨来施展政治上的打击，于是便有了“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的主张。
这个主张显然与大唐开放的文化风气、中唐统治者正在鼓吹和巩固的“中兴”
局面背道而驰，于是便有了唐宪宗的勃然大怒和“将加极法”
的裁决；有了韩愈“欲为圣明除弊事”
，却落得“夕贬潮州路八千”
的悲剧性局面。
尽管韩愈的反佛主张与中唐统治者以迎奉佛骨为乞求“中兴”
的用意格格不入，但并不意味着谏迎佛骨没有一点道理。
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其不断的发展壮大中，出现了许多“伪”
与“滥”
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上耗国累民的靡费越来越繁重，崇迎佛骨便将这种靡费现象全面地暴露出来。
尽管唐宪宗曾努力“中兴”
唐室，并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但“中兴”
是短暂的，大唐帝国的危机依然四伏，用崇迎佛骨的做法来粉饰太平，显然也不是明智之举。
就这一点而言，也许在藩镇割据之势已成、君主之权日益被削弱的情况下，借助儒家学说来突出君权是必要的，同时对强化民族意识、促使佛教中国化具有极大的作用。
在等级森严的朝廷中，多数臣僚只求苟且偷生，只有韩愈敢于与大唐皇帝辩论是非曲直，维护儒学传统思想，以“为民请命”
的“浩然正气”
挺身而出，这正可以说明佛教最终中国化，而不是中国被“佛化”
的原因。
当然，佛教中国化是唐代中国人以开放与创造的心境对待外来文化的成功范例，这其中既包括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也包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虚心接纳，所以韩愈本人的悲剧，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
而唐宪宗在痛感帝国缺乏团结精神和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企图借用佛力不战而胜，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所有的迎佛骨活动以大量耗靡国家钱财而收场，并不能为唐朝统治者带来真正的“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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