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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惜钱财，情愿还俗，亦令其还俗，充入两税户[4]。
敕令下达后，有左街功德使奏报说，所属僧尼除年老及戒行精确者外，其爱惜资财还俗者达1232人。
右街功德使奏报称，还俗者达2259人。
唐武宗听罢再次敕令：寺院所蓄奴婢，僧人许留奴1人，女尼许留婢2人，其余一并放归本家，无家者由官方赁卖。
应该说，此时的武宗在反佛的问题上只是牛刀小试，并未大动干戈。
从敕令的内容来看，对佛门以及僧尼的处理并不算过分，即使在这个时候，一些僧尼还可以带着大笔的钱财还俗度日，而寺院中的僧尼还有奴婢专门为其服务，可谓待遇不薄。
可惜的是，骄横惯了的僧尼并不领武宗的情，他们想方设法给予对抗和蒙蔽，大有和武宗以及朝廷决一雌雄之势，并期冀换来像文宗一朝那样的结果。
遗憾的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和各种对抗措施，只能加剧僧尼们自身的悲剧，加快毁灭的步伐，因为此时毕竟不是文宗而是武宗一朝了。
牛刀小试后的武宗，对佛门开始步步紧逼、大动干戈了。
会昌三年（843年）二月，唐武宗通过功德使颁令，僧尼业已还俗者，不得再行入寺。
五月二十五日，朝廷派人查问京城各佛寺外国僧人的来由。
六月十一日唐武宗寿诞，召僧道入内论议，依然是只赐紫给道士。
当时，有太子詹事韦宗卿向唐武宗进献《涅槃经疏》二十卷、《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
唐武宗连看都没看一眼，当即命人将两部佛书焚毁，并颁布了令佛门弟子绝望的敕令：
韦宗卿参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
既开眩惑之端，全戾典坟[5]之旨。
簪缨[6]之内，颓靡何深。
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
唐武宗在这道敕令中把佛教视作“邪说”
，认为“外方之教，安可流传”
。
他斥责佛本是西戎人，其经疏为胡书，说韦宗卿不知共遏迷聋，反而收集妖妄，抟惑愚人。
可怜可叹的是这个韦宗卿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在这个不恰当的时候做出这种不恰当的事情，他当场被贬为成都府尹，离开了京师长安。
随着韦宗卿的被贬谪，唐武宗又补发敕令，将宫内佛经、佛像一律焚毁。
就在这年四月，昭仪节度使刘从谏死，三军以从谏之侄刘稹为兵马留后，上表请授节钺，但朝廷没有批准三军的请求，反而令刘稹护送刘从谏之丧前往洛阳。
刘稹见朝廷不给面子，又故意要挟，于是在盛怒之下抗旨作乱。
唐武宗下令出兵平叛，双方经过一年多的厮杀，于会昌四年（844年）七月才平息此乱。
在此期间，刘稹府的部分兵丁、家人见大势已去，便纷纷潜逃至佛教寺院避难。
唐武宗得知这件事后，立即敕令两街功德使查禁城中僧人，凡是朝廷“公案”
上无名者尽行勒令还俗，遣送回原籍。
各道、州、府也一同行动，清洗僧尼，对来由不明的僧人，一律捉拿问罪。
从这一年起，两街惯例的佛法讲说被废止了。
位于陕西周至县的仙游寺。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立为行宫仙游宫。
后变为寺，仍因其名。
1998年因建水库，在寺内塔下地宫发掘出佛骨舍利十枚
自会昌四年（844年）开始，唐武宗进一步加快了毁佛的步伐，法难之中，法门寺的厄运也随之降临了。
这年三月，唐武宗在敕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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