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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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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京都，开始新的人生之路，关于他因谏迎佛骨而倒霉的一段历史也告终结。
但是，他谏迎佛骨而引起的是是非非却远没有随着他回到长安而告终结，这个在中国佛教发展传播史上极具典型和预言性的事件，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中国正统的儒道思想与外来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焦点，也是自佛教东传以来各种矛盾斗争激化到最盛程度的标志。
而韩愈的思想正是历史上佛教敌对势力诸宗派的反佛观点和愿望的具体反应，因此，这一引人注目又轰动一时的历史公案，才引得千百年来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才有了诸多观点异彩纷呈地加以评说。
其实，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一直面临着本土宗教和本土文化的排斥和打击。
当永平七年（64年）明帝夜梦金人并派遣羽林郎蔡愔等人西土求法，终于以白马驮经迎来佛教之后，就开始了五岳道士与佛教的设坛焚经之论战。
此后西晋的佛道之争及萧齐的夷夏之争[1]、三破之论[2]，梁武帝舍道事佛，北齐废道……可谓烽烟迭起，争战不断。
佛教与儒教、道教就是在这样一个起伏不定、烽火狼烟的大格局中，进行着它们的碰撞、倾轧、侵吞、分离和融合。
佛教自来到东土，有过几次繁荣，又有几次沉沦和劫难。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先后有四位皇帝发动过毁佛灭佛的典型事件。
他们分别是韩愈谏迎佛骨之前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韩愈谏迎佛骨之后的唐武宗、后周世宗，史称“三武一宗”
之厄。
众所周知的是，佛教的发展，需要有巨大的经济力量来支撑和维持。
当寺院经济力量一旦过分发展和膨胀，就会引起统治阶级的不满，而当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化时，便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
中国佛教史上之所以出现“三武一宗”
的灭佛之难，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
历史上第一个帝王禁佛者当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颇有意味的是，他一开始并不讨厌和排斥佛教；相反，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佛者。
太武帝初登大位后，经常像他的先辈那样请一些“高德沙门”
进宫谈论，每当四月初八日的佛诞日，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示敬意。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中的坐佛与立佛。
北魏时期建造，石质，是昙曜五窟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处，也被视为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表。
两佛体格丰壮方拙，面容带有深目高鼻的特点，形象和服饰都反映了早期大型佛教造像的特色
太武帝的崇佛来自他祖先留下的传统。
东晋末年，一个称为拓跋氏的族系崛起于塞北，并在拼搏厮杀中很快兼并了北方诸国，统一了中原，是为北魏。
北魏的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深知自己是北方少数民族，难以驾驭广大的汉民族，因而他打出了佛教这面大旗，极力宣扬“人王即是法王”
，试图以此来消除中原百姓的民族意识。
鉴于这一思想的考虑，道武帝拓跋珪一直充当着护佛布道的旗手，并在登位之后广造寺院，剃度僧尼，弘扬佛法，以此完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思想上的融合。
历史上的佛教专家大都认为，和他的先辈在思想上本是一脉相承的太武帝，之所以从信奉佛教、尊崇沙门慢慢走向反佛甚至是毁佛的道路，与司徒崔浩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是分不开的；而崔浩之所以如此，与他的生活背景和个人的好恶又紧密相连，是他首先利用了一个叫寇谦之的道士，将太武帝一步步从佛门引入了道门。
寇谦之，生于前秦建元元年（365年），卒于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
他出身于豪门士族家庭，在曹魏初年，寇氏家族是关中冯翊统治区的名门大户。
这寇谦之在童年时就迷恋仙道，有弃世绝俗之心，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道教中能吞服成仙的药物，只可惜“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
。
正当寇谦之有志成仙而服食大量药物尚未成功之时，却发生了一次奇遇。
原来在他将满二十岁的时候去姨母家做客，发现姨母雇一奇男，“形貌甚强，力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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