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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后来载于《魏书·释老志》的诏敕,意思是说今后如果有人胆敢侍奉胡神(佛陀),以及塑造泥铜佛像者,一律满门抄斩。
所谓佛祖,只不过是汉朝时无赖子弟如刘元真、吕伯强等人,听信胡人的妄言,又附会老庄的虚假之言而加以演化而已。
如果不是非常之人,是做不出非常之事的,除了我太武帝,谁能将这历代的虚假之物毁掉摒弃?因此,诏令征镇诸军和诸州刺史,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毁佛,并焚烧一切佛寺、佛像、佛经,寺内沙门不论年龄大小一律挖坑活埋。
这道敕令的颁发,使恨不得在一日之内**尽天下佛教的崔浩,自是欣喜异常。
在他从政为僚的岁月里,似乎没有其他的事比太武帝这道诏敕更能让他感到刺激,感到开心,感到自己的地位之高和权势之重了。
《飞升图》,清道光版本《性命圭旨》。
据道教著作《列纲谱传》记载,历代成仙者多达十万余人,只是由于修持的功行不同,成仙者的飞升也不一样。
最高境界者是白日冲举而升天,或乘龙,或乘鹤,或控鲤,或驾云,或御风,或乘龟等,以此实现飞升成仙
正当崔浩得意忘形、**威大发之时,他的老师寇谦之却害怕了。
他怕的不是佛教本身,而是已被佛教度化的千万芸芸众生,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已深入他们的心中,表面上的破坏和毁灭,只能使他们暂时将心灵封闭起来,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一旦斗转星移,这佛教精神和仇恨的种子便以迅猛之势冲溢而出,形成一股浩**威猛的气势,给被仇恨者带来的后果将是极为可怕和不堪设想的。
寇谦之不枉在深山荒野中苦练了三十多年,对这一点人生哲理和天下众生的心理还是有所把握和洞察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后怕,不得不一反常态地对幸灾乐祸的崔浩警告说:“你必将因毁佛而缩减寿命,遭受刑戮,一同尽灭!”
作为学生的崔浩对寇谦之的警告颇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极力鼓动太武帝灭佛。
从此,寇谦之和崔浩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此时太子拓跋晃受太武帝之命**灭佛教。
在京师平城以监国身份执事国政的他,早年就对佛教颇有好感并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坚决反对毁佛行为,并再三向父皇劝谏,希望收回成命,停止禁佛。
遗憾的是他的劝谏没有被太武帝采纳。
眼看佛门大难临头,不忍心杀戮的太子在无可奈何之中,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禁佛诏令稍做稽压并有意放出风声,使得各地佛门僧尼能够预先获悉灭佛灾难而速谋对策。
太子的良苦用心,使京都平城的僧侣由此得救,大量的佛像、经典也得以秘藏起来。
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沙门闻讯也纷纷流亡他乡,从而避免了杀戮之灾。
在崇高山上经常坐禅的僧周,风闻朝廷禁佛,对众门徒说:“大难将至!”
立即率领弟子数十人直奔寒山(今陕西略阳县南)。
此山位于陕西西南部,终年积雪不化,道路奇险异常,溪谷深不可测,朝廷的灭佛队伍无法进山搜索,僧周等数十名流亡沙门僧才免遭杀害。
尽管太子晃在毁佛事件中,以其特殊身份对佛教多加保护,但不久之后,太武帝的毁佛敕令还是在全国各地推行开来了。
正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各地的佛塔、佛像、佛经纷纷被破坏和焚烧,北魏境内的僧尼全部责令还俗。
一旦有逃匿者,必将派人追捕,一经擒获,立即斩首,并将首级挂在树上示众。
河南常山寺的僧人慧芬,于太武帝毁佛之际匆忙出逃,当行至乌江岸边时,后面的数十追骑也已赶到。
前面江水滔滔,看不见一叶帆影,要潜水渡江又不可能,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慧芬双眼一闭,心中默默念佛。
片刻工夫,江中流箭一样驶过一条小船,慧芬猛地跃入船上,遂顺江而下。
后面的追骑乱箭齐发,无奈小船已去,箭落江中,慧芬大师由此得以免祸,并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白马寺隐居下来。
还有西域高昌国出身的法朗,在太武帝禁佛敕令颁布后,向西逃出国境进入龟兹,并在此终老一生。
许多西部僧尼为了避祸,也一并逃往龟兹隐居。
由于太武帝毁佛的敕令,没过多久,北魏境内僧尼死的死、逃的逃,再也见不到一个了。
那个凭着手腕使太武帝掀起全国性灭佛大劫的崔浩,亲眼看到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在全国得以实施,心中的恶欲更加膨胀,他开始在朝野内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在地方要位中安插亲信,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一步步向死亡的深谷滑去。
崔浩的死因看起来极为偶然,但却潜伏着不可替代的必然。
他主持编写有魏以来的国史,却有恃无恐地把胡族出身的北魏先祖许多本该避讳的地方照实列述。
他触犯了皇帝本人,也触犯了整个拓跋氏族的天颜和自尊,所以,遭到几乎所有敌对势力的同时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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