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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了战场上阴雨连绵的天气、士兵的厌战情绪、野战医院里的痛苦呻吟等。
主人公亨利在不长的时间内经历了三次失落：首先是战争的无意义——他抱着为正义而战的热情来到战场，看到的现实却是人类之间的大屠杀，“光荣”
“神圣”
等字眼变成了空洞的口号，断肢残臂的战壕里找不到理想的立足点；其次是义务的无意义——没有了理想，便机械地执行义务与责任，但在大撤退时，由于自己身为军官没有和部下在一起，被宪兵判决枪毙；最后是人生的无意义——从战争中退出，他接受爱的召唤与情人卡萨玲历经波折逃到瑞士，渴望像亚当和夏娃那样安度岁月，但卡萨玲突然死于难产。
理想、义务、爱情，就这样一场接一场地嘲弄了亨利。
小说结尾时，他孤零零地冒雨从医院回到旅馆，不知今后何去何从。
三场失落包蕴了战争现实、道德责任和价值观念，作家从现实社会层面深入了异己的存在层面，从特殊进入一般，认为战争只不过是生存困境的一种形式，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只是从一种困境逃向另一种困境。
因此，作品从具体反战走向探讨人类普遍生存状况，显示了其更为深邃的哲学内涵。
这也是海明威所有作品的基本范式。
小说基本上用动作和形象表现情绪，电文式的对话与真切的内心独白，简约而洗练。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移居古巴的海明威开始检视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
1932年，他在描写西班牙斗牛士的专著《午后之死》中提出著名的“冰山原则”
：“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部分，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
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威严壮观，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
。
这一表述形象地概括了作家的独特文风。
是时，海明威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经济富裕，婚姻幸福，并到处冒险：到非洲去猎猛兽，定制游艇出海捕鱼，专程去西班牙看斗牛，甚至还亲自上过斗牛场。
显然，斗牛士的勇往直前与悲剧性结局很符合他对人生的审美理解。
1933年，海明威出版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
1936年，他发表著名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以幻想和现实交织的意识流手法描写了一个作家临死前对人生的反省。
从1937年到1940年，是海明威的“西班牙时期”
。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多次去西班牙报道战事，还为西班牙政府捐助资金，为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写解说词，并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写出了其一生中唯一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
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得逞而告结束，海明威随同最后一批国际纵队战士撤离西班牙。
而后他长期居住在古巴“了望农场”
，在那里写出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长篇《丧钟为谁而鸣》（1940）。
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
小说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是一个美国志愿兵，奉命和西班牙山区游击队接上关系，去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
小说集中描写了乔丹炸桥前三天三夜的活动。
在作品中，海明威铺展出一个复杂的外在现实世界：有正气悲歌的反法西斯英雄，也有言行不一的共和政府领导人；有临阵逃跑的懦夫，也有严格履行职责的普通战士；有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有反法西斯一方的丑行陋习；一方面是各个战斗环节的具体安排，另一方面又是对整体战役的茫然——战争像一架巨型机器在自行运转。
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个难以把握的巨大背景，主人公的追求、困惑、矛盾、命运和生死都是在这一背景上展现出来的。
与这一外部力量相对应的是乔丹的内在生活：“那年夏天和秋天，你为全世界的穷苦人，反对所有的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
，“你当时仿佛正蒙受着天恩”
。
怀着这样一种抱负在现实世界穿行，必然会在不断地发现中感受不断的失落，最终形成一种清醒的人生痛苦。
而与他相恋的西班牙姑娘玛丽亚的出现，意味着和平、美好、圣洁如同漫天飞雪覆盖一切，为乔丹阴霾重重的内心带来了阳光。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小说扉页上的这段名言弥漫出浓厚的人文宗教气息，其所表达的精神境界正是乔丹志愿参战的根本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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