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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著作将神学争论和宗教思考写成了令人愉快的文学作品，因而独树一帜。
帕斯卡是一位格言大师，用一句话就能包含一整章的深意。
他崇拜蒙田，他的作品能让蒙田满意。
伏尔泰满意地评价他的《致外省人书》道：“这本书囊括了所有雄辩技巧。”
古典主义时期最多产、最积极的散文作家要数波舒哀，他精力旺盛，工作勤恳，曾经做过老师、牧师和主教，并且是当时的法国文坛领袖。
他的地位并非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得来，而是通过布道、众多有争议的论文与演讲得来，并且在法国文学学者的心目中一直保持至今。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位演讲艺术家，他的演讲雄辩有力。
但演讲术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在历史上并没有受到太多重视。
也许波舒哀一直是一位讲究方法与效果的演讲家，不论是在英国女王的葬礼上，还是在谴责剧场的滥用，或者批评新教徒，或者宣传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上。
他并非沉闷的传道士。
他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善于运用表达艺术控制他人的思想。
他学识渊博但并不迂腐，是虔诚教徒但并不偏执，打击凌厉但维护公平。
虽然他善于展示出宏大的气势、有力的言辞，但总体上，他简单、诚恳，善于把握从崇高到普通的多种心态和语气。
另一位擅长演讲但不如波舒哀有力的牧师是康布雷的大主教费纳隆。
他性情温和，其作品主要是关于他的职业，以及他在教育、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思想演变。
未曾体会过天主教国家精神的读者必须记住，在那个伟大的时代，有文化的人很自然会走上牧师这条职业道路。
我们会发现，有枢机主教担任首相，有各种级别的牧师为散文与诗歌的世界大书库做出贡献，这种现象就跟意大利的画家不仅能穿画室里的罩衫，也能穿修道士的礼袍一样。
费纳隆在《寓言集》中表达道：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应该忘记自我，将基督视为人类的救赎者，而不是某位特定罪人的救赎者。
波舒哀抨击这种言论，费纳隆的著作遭到罗马的谴责。
两位牧师都在文学上青史留名，他们的争论孰是孰非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教皇英诺森七世也值得在文学史册上留下一笔，因为他谴责费纳隆的话中透着幽默的智慧。
他说，费纳隆错在太过于热爱上帝，而波舒哀则错在太不热爱邻居。
费纳隆确实热爱他的同胞。
他在一部类似寓言的作品《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勾勒出一个奇妙的乌托邦社会，这成为18世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某些梦想的前兆。
17世纪的散文并非全部出自博学的牧师之手。
民间同样存在才华出众的散文作家，其中一位是拉布吕耶尔，一名体察世情的律师。
他的《品格论》描绘了当时典型的法国人。
这部作品原本是受希腊哲学家狄奥弗拉斯图的作品启发而写的，但拉布吕耶尔远远超出了老师的教导。
他那锋利的“剑刃”
常常深入敌身，触怒了很多同时代的人。
不过他的兴趣在于研究人类，这也是我们的兴趣，而且他对同胞的评价很中肯。
他的格言和警句充满智慧，是法语的典范。
另一位格言作家虽然不如拉布吕耶尔有天赋，但也很精明。
他叫拉罗什富科，诙谐幽默，因在现实中遭遇挫折，有点儿颓丧。
他并不愤世嫉俗，他的基本思想（或者说众多思想中的一个）是，人类的所有动机都能简化为某种自我利益。
他的格言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仍然适用，它们也许算不上古今通用的智慧，但说得很巧妙，举个例子：“我们都有足够的能力忍受别人带来的不幸。”
“伟大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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