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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说一句话：“狱者，天下之情命也。”
就是说，刑狱之事，关乎天下人的性命。
当时在首都洛阳城北有个“平望观”
，曹叡将其改名为“听讼观”
，后来很多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这里审理，曹叡经常前往旁观判案过程。
在法律上，曹叡是专家。
史书中这样说：“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
魏国延续了汉代的律法，汉代的律法是在秦法的基础上扩充的，而秦法的源头则是战国时代魏国李悝所著的《法经》。
从战国到三国，数百年时间，法律条文变得冗杂庞大。
最初李悝的《法经》只有六篇，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
随着社会发展，法网愈加严密，法律条文愈加烦琐，《汉律》从九篇增加到六十篇，后又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多卷。
简要地说，律就是国家基本法律；令是皇帝的诏令；比是判例。
除此之外，还有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包括著名经学家马融、郑玄等人的注释。
到了魏明帝曹叡时，这些法律条文总计有两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字数达到惊人的七百七十三万字。
如此庞大的法典，不要说古代，就是放在当代也是大部头——这些典籍估计要盖一座大楼才能放满。
重新整理法律，精减条文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曹叡诏令陈群、刘邵等人修改法律，制定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多篇。
尽管比萧何的法律要多得多，但比起之前的七百多万言，已是大大瘦身了。
在解释法律条文上，只采用郑玄一人的解释，有效遏制了法令的碎片化倾向，提高了诉讼效率。
可以说，这是曹叡主持的一项伟大工程，也体现出他对法律的重视。
刑法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但自汉代以来往往受到轻视，学习商鞅、韩非子的刑名之学，那是被瞧不起、被排斥的。
同样，狱吏直接掌握老百姓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职位，往往是由不入流的人担任，你看过哪个正人君子、读书人去当狱吏呢？
尚书卫觊是有眼光的，他认为国家败坏的原因，就在于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素质不高的原因在于大家觉得这个职位名声很烂，好人都不想去，去的都是坏人。
为了改变社会偏见，卫觊建议，设置法律博士。
汉代时设立的五经博士地位很高，卫觊提出设法律博士，是把刑名法学提高到与儒家五经并列的地位，这的确是高瞻远瞩。
这个提议得到曹叡的认同并付诸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法家的恶名总算得到了清洗。
与秦皇、汉武相类似的是，曹叡在个人生活上穷奢极欲，对大兴土木情有独钟。
上台伊始，曹叡便开始大造宫殿以及母亲甄氏的陵园，司徒王朗见百姓劳苦，上书劝谏，以古代明君大禹、越王勾践、汉文帝、汉景帝等为例，劝说曹叡节省民力财力。
不过，曹叡非但没听，还在洛阳兴建皇室祭庙，这座祭庙花了三年多时间才修好，供奉曹腾、曹嵩、曹操、曹丕四位先祖的神位——有趣的是，魏国尊曹腾为高帝，这个大太监恐怕做梦都想不到，隔了几代后，自己居然成了魏国朝廷追认的皇帝，历史真是开了个大玩笑。
公元232年（魏太和六年），曹叡最疼爱的女儿曹淑夭亡。
他贵为皇帝，少年时丧母，成年后丧女，悲恸欲绝，不顾朝臣们的反对，亲自送女儿的灵柩下葬。
这段时间曹叡心情低落，遂从洛阳移驾许昌，重修许昌皇宫（当年汉献帝的皇宫），建景福殿、承光殿。
皇帝一旦欣赏起宫殿艺术，对百姓来说绝不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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