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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孙权去世，司马师迫不及待地发动南征，兵分三路大举伐吴，岂料担任主攻的东路军遭到诸葛恪的沉重打击，损失数万人马，诚为魏国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军事失利。
正因为如此，诸葛恪对司马师持有轻视之心。
司马师真是庸才吗？
并非如此。
可以从一个例子看出：魏国南征失败后，各路将领纷纷被弹劾，司马师却把所有罪责归之于己，他说：“我当初不听诸葛诞的意见，以至于此，都是我的过失，将领们何罪之有？”
唯一受到处罚的人是司马师的弟弟、监军司马昭，他被剥夺侯爵爵位。
对此，东晋史学家习凿齿高度评价道：“苟统斯理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作为国家实际的领导者，勇于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是最宝贵的品质。
有此心灵法宝，不可能一直是失败者。
吴、蜀同时大举出兵，司马师紧急与谋士虞松商议对策。
虞松建议在东线采取守势，拖垮吴军主力后再实施反击，这是采取西汉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的战略战术；在西线则采取攻势，主动出击抵御实力较弱的蜀师。
司马师采纳其策，下令镇东将军毌丘俭按兵自守，不得轻举妄动，任由吴军围攻合肥新城，同时由太尉司马孚率领二十万大军赶赴前线，待敌人筋疲力尽时给予致命一击。
在西线战场，则派征西将军郭淮、雍州刺史陈泰尽发关中之兵，全力解狄道之围。
同样对付敌人围城，为何魏国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战法呢？这就是兵法的玄妙之处，要因时、因地、因敌之不同而变化。
吴国挟东兴大捷之余威，举倾国之力攻合肥新城，难以争锋，必须先消磨其锐气再战；蜀国北伐，向来雷声大雨点小，姜维大举出兵，无非以为魏国精锐部队悉数调到东线，西线定然空虚。
然而，战况大大出乎姜维预料，魏军竟然全线还击，蜀军占不到任何便宜，粮草又将耗尽，只得灰头土脸地撤退。
姜维退出战斗，魏国西线无忧矣，司马师可以完全腾出手来解决东线战事。
在西汉“七国之乱”
中，叛乱的吴楚联军大举进攻大梁城，周亚夫拒不救援，等到吴楚联军疲态已露之时，才果断用兵，一战而平之。
此役成就了周亚夫一代名将之美誉，也是汉代著名的一场军事大决战。
如今，司马师把周亚夫用以对付叛军的战略战术拿来对付诸葛恪。
战役成败与否，关键看合肥新城能否顶得住吴师进攻。
前面说过，合肥新城是满宠提议修筑的，建于旧城城西三十里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这座堡垒并不大，守军约有四千人，与吴师二十万人相比，真是少得可怜。
然而，吴国人虽多，想攻下这座固若金汤的堡垒却也不容易。
正是看到这点，司马师才敢拿合肥新城作为筹码，只要把吴师拖垮在城下，就能为魏国的反击争取到胜利的机会。
在诸葛恪看来，以二十万之众攻只有区区四千人的新城，岂非手到擒来之事？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
新城守军在牙门将张特的指挥下，负隅顽抗，死死挡住吴军潮水般的进攻。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新城是魏国放出的一块鱼饵，本就是要被牺牲掉的，能坚守一个月恐怕都是奇迹，张特竟然守了三个月。
诸葛恪简直快疯了，种种攻城器械都用上了，还是没法破城。
他索性在城外堆起大土丘，居高临下日夜猛攻。
新城已是城垣残破，眼看无力阻止吴军攻入城内，张特举起白旗，对吴军喊话道：“我已是无心恋战。
不过，根据魏国法律，被围攻超过一百天而援军不至，投降后家人可免于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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