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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张居正所说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范畴内的，其实还有区别。
王阳明当然主张知行合一需在从政上体现，但他是教人和育人并行，也就是说，地方长官不仅是个行政官员，还要是个老师，不仅要落实政策，还需文化育人。
张居正却认为，地方长官只要做好身为长官的职责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并不是长官的事，甚至可以说，对百姓的教育可有可无。
因为一个地方长官倘若通过讲学等各种方式，为百姓启蒙，那后果不堪设想。
罗汝芳恰好身兼二职，既是行政长官又是老师。
张居正当国后，罗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职，两人多年不见，显得分外亲密。
张居正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罗汝芳回答：“《大学》和《论语》而已。”
张居正默然，许久又问：“可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否？”
罗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为讲学做准备，还未来得及研究。”
张居正心里冷笑：什么叫为讲学做准备，这么多年来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讲学，还用准备吗？
两人的谈话虽未不欢而散，但张居正已决心不会重用罗汝芳，然而他毕竟还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东东昌担任知府。
三年后，张居正听说罗汝芳在东昌成为儒家高级培训师，气恼之下，再把他调到荒蛮之地的云南，那里政务不繁，百姓愚昧，离政治中心很远，正好发挥他的讲学才能。
罗汝芳很不高兴，在云南待了几年后，讲学成果不错，但影响力不足。
他最想讲学的地方是帝国的文化中心北京。
1577年，罗汝芳回京述职，对张居正发出抱怨，说他想回京城。
张居正知道他心怀不轨，所以给他画大饼：再在云南待三年，马上把他调回京城。
罗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装就要回云南。
可北京知识分子太热情，非要留下他讲课。
罗汝芳心里发痒，却碍于张居正的关系，先是婉拒。
北京知识分子们非要把他逼上绝路，三番五次来请。
罗汝芳终于动心，但有个条件：离京城远一点。
这简直小菜一碟，众人就把他拉到北京远郊门头沟的广慧寺里。
罗汝芳一发不可收，连讲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马上传开，张居正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
他说：“罗汝芳在外地讲，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讲上了。”
他对朱翊钧说：“按制度，罗汝芳述职完毕就该马上回云南，可他却擅自在广慧寺讲学，应将他革职。”
朱翊钧同意。
罗汝芳就这样被革职，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被启用。
张居正对这位老朋友可谓是翻脸无情，毫无商量可言。
这当然缘于罗汝芳讲学的内容。
罗汝芳说：“国家的纲纪法度就是桎梏，应该打碎它，砸烂它。”
这显然是在挑战张居正持续不断推出的法令，张居正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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